代 前 言

　　———讀侯寶林自傳

　　1979年秋，正值侯寶林先生從事藝術事業50周年的時候，他離開了舞台。消息一經記者披露，藝術界的同行、各地的相聲迷們，乃至國內外學者，無不為之惋惜。信件、電話紛至 
沓來，希望在劇場里、從電視屏幕上能繼續欣賞他那精湛的表演。是的，以他62歲的年紀，他可以表演下去；以他50年的經驗，他自然還能奉獻給觀眾許多歡笑。但是人們不了解，促使他下這個決心的，是盤桓在胸中已經很久了的一個更重大、意義更深遠的問題：相聲事業以后怎麼辦？

　　他認為缺乏基礎理論的指導是當前相聲的致命弱點（其實全部曲藝藝術都是如此，），是今后發展的巨大障礙。要想讓相聲一代超過一代地發展，理論的研究是當務之急。浩劫之后藝術也出現了空白。他固然可以再表演若干段相聲以給年輕的演員做出示範，進一步豐富相聲的寶庫，這對他來說或許較為輕松。但思慮再三，他最后還是把陣地從舞台轉到案頭。

　　他的計划是宏偉的。他要探尋相聲的源頭，理繹出曆代沿革的軌跡，為的是讓后人清楚地看到幾千年來相聲藝術由胚胎而萌芽、由孱弱而茁壯、由鄙俗而高尚的規律，因而能自覺地吸收遺產中的精華，免陷其覆轍。他要清理近代和現代有關相聲的社會、曆史資料。這是“史”的一部分，但卻是可供人們直接借鑒的部分；其中相當多的內容為他所親聞親見，再不整理就要失傳。他要對相聲的構成給予理論的解釋：笑的心理學基礎是什麼？笑中的美學意義是怎樣的？相聲的語言學依據是什麼？……看到外國學者發表了關於相聲的學術論文，於是他興奮：這門具有濃厚民族色彩的藝術已經引起了世界的注目。但在中國土生土長的東西卻首先由別人進行科學的解剖，作為一個中國人，作為為相聲獻出了畢生精力的藝術家，他焦灼，如肩重負。

　　他稱這些計划中的一切為輔助性的工作，資料性的工作。這不單純是謙虛，多半倒是願意充當浩浩大軍的馬前卒、希望后來者能踏著自己的肩膀攀登上去的意思。

　　可以想見，一個只念過半本《六言雜字》、上過三個月小學貧民班的人，要搞理論研究該多麼困難。但是既然他在這一全新的領域里馳騁於國於民有更大的用處，那就寧肯拋卻諳練精熟得心應手的朴刀，操起生疏沉重的棍棒。再說，幾十年來他已具有這樣一種習性：奉獻於人民面前的應該是藝術的精品，高峰上的奇葩，而熱愛他的觀眾也是這樣期待他的。一個藝術家對於自己的短長應該如魚飲水冷暖自知。當他發現自己在台上的反應慢了，嗓音再也不能恢復到從前的狀態，很難從原來的高度上更上一層樓的時候，就更加堅定了自己的決心。

　　事實證明，他自己決定的這個巨大轉折，是對的。他目前從事的工作的意義也許再過若干時候才能為更多的人所了解，但這兩年多的時間里所做出的成績已頗為可觀：他獨自或與別人合作發表了幾十萬字的文章、著作，開創了對相聲、對曲藝進行科學研究的風氣，引起了國內外的注意。

　　《自傳》，就是三年來結下的果實之一。

　　說來湊巧，到這本《自傳》初步告成時，侯寶林先生恰好在新、舊社會里各生活了三十二年。這里所截取的，只是前三十二年曆史的一部分①。盡管如此，它還是為我們重現了這位相聲大師藝術成長道路中的重要的一段。

　　任何一門藝術，能夠達到它崇高境界的人總是極少數。這是因為，藝術家的成長不僅需要一定的社會、曆史以及某種藝術本身為他提供必要的環境，同時也要求藝術家自己具備攀上高峰的條件。這種主觀上的因素並不單指天賦的歌喉、身材和頭腦，更主要的，恐怕還是主觀的精神：對待人生和藝術的態度、意志力的強弱，等等（當然這些也無不受到周圍環境的制約）。主觀與客觀兩方面情況的綜合，也就是藝術家成功的“奧祕”吧。而侯寶林先生的《自傳》就向我們描繪了這兩個方面的概況：畸形的社會、非人的生活和強烈的要活下去的願望、非凡的毅力。

　　許多老藝人都有著血和淚的生活史，而侯寶林先生所走過的道路可謂格外坎坷。他沒有在幼時乞討的生活中凍餓夭折，沒有在師父的虐打下（有關這方面的內容自傳里寫的似乎還太簡略。大概是他不願道師之短吧）自尋短見已屬不易；而他竟還能在重重壓迫下如大石下的幼苗，曲折地生長，並且逐漸顯露出光彩，則更是奇跡了。孟子說過：“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曾（增）益其所不能。”孟老夫子在這里顛倒了問題的本與末：並不是誰為了降大任於斯人而去磨礪他，而是人經過艱難困苦的錘煉才能承擔重任。侯寶林先生正是由於過慣了艱苦的生活，所以他在藝術上不是去尋找坦途，希圖一帆風順，相反，他卻喜愛耕耘荒原，逆風而行。請看他一生中的幾次重要的轉折吧:進入青年時期，雖然早已學會了唱戲，手里有了飯碗，卻又設法去學說相聲；四十年代初，正當相聲日趨市民化，庸俗低級的趣味充斥舞台的時候，他反對“葷口”，冒著被人譏諷的風險提出相聲應該改革；待到唱穩了“大軸兒”（壓台節目），社會公認他的柳活兒（以唱為主的段子）獨具一格雄冠藝壇時，他又把主要精力放在“說”上，進一步豐富了侯派藝術的特色；及至“功成名就”而又行將年暮本可“退居林下”時，卻又從零做起，開始了理論研究。可以想見，每一次攻占自己陌生的領域，他要付出多少時間和精力。但他情願為此而辛苦。即便挫折、冷言也不能使他灰心，停滯。他幾十年來的藝術生涯似乎可以用這樣幾句話概括：自出難題，自找壓力，永遠進取，走自己的路。
 
舊社會在人生的道路上布下了無數的陷阱，每邁錯一步都有可能造成千古恨。他曾無限感慨地說過：“我們年輕時候見到的坏事那就多了！隨時隨地可以學坏。———旁邊還有人攛掇你往坏里走哪！”譬如說，學戲時或剛剛離開師父那一陣，如果沒有股子硬勁忍受住鞭打和飢餓，只要稍稍有點自暴自棄，就可能成為“趴排子貨” ———走上乞討的路。住在天橋小店的時候，只要“我不干坑人的買賣”的信念有點動搖，也就會從此跟著江湖術士去坑蒙拐騙偷。生活稍稍有了保證之后，在那吸毒、宿娼極為普遍的汙濁氣氛中，偶一不能自持 
就可以毀掉一切。讓他闖過這一道道誘惑、墮落的關口的是什麼呢？只是朴素而又嚴肅的人生哲學：憑本事吃飯，要過人的生活。

　　一個人對待生活的態度總是和他對待自己所從事的事業的態度是一致的。困厄可以使人消沉頹墮，也可以催人清醒、振作、勤奮。侯寶林先生即屬於后者。

　　就說勤奮吧。從12歲學徒起，直到32歲解放，他總共只休息過五天。二十個寒來暑往，不要說刮風下雨，就是年根兒底下他也得去趕場：戲曲界都“封箱”了，說相聲的沒這個規矩，正是掙飯吃的機會。頻繁的實踐對他來說反而成了好事，促使他不斷地琢磨：怎樣使段子常演常新？怎樣讓觀眾百聽不厭？於是藝術提高了，突破了；同時也養成了他閑不住的習慣，直到現在這習慣還保持著，天天伏案，時時思索，從來無所謂節假日。

　　不知疲倦地工作還讓他學會了怎樣廣收博取。他兼採眾家之長，不分流派，不管是前輩、同輩還是晚輩，他認為人人都有長處，只要被他發現，就結合自己的條件加以吸收。平時他不僅對日常生活中的一切都注意觀察———相聲藝術本來就與人民的生活有著一種特殊的密切關系———而且凡與表演藝術有關的理論、資料，也無不涉獵。從阿里斯托芬到莫里哀，從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到京戲、話劇的表現手法，從心理學、語言學到繪畫、書法，他都潛心鉆研。廣泛的興趣、淵博的知識，使他具有對藝術的高度敏感。許多在別人看來與相聲毫無關涉的事物，他卻能從中得到啟發。有一個例子是很有意思的。從前和尚在放焰口時開頭有這麼幾句唱詞：

　　苦海滔滔業自招，

　　迷人不省半分毫。

　　今生不把彌陀念，

　　枉在世上走一遭。

　　后來改為：

　　八月中秋雁南飛，

　　一聲嚎叫一聲悲。

　　大雁都有歸來日，

　　死去亡魂永不回。

　　侯寶林先生發現，后一種詞的“效果”要比前一種強烈得多。而和尚們為了增強這一“效果”，還要在“亡魂”處拖腔，“永不回”三字稍稍上挑，於是死者的家屬親友往往在這時齊聲號啕。他說：和尚是“制造”哭的，我是“制造”笑的，可是道理差不多；要收到強烈的效果，就要通俗明白，善於運用唱腔語調的變化創造構成效果的條件。

　　眾所周知，他對我國古代文物，特別是陶瓷，有著特殊的愛好。他有很高的鑒賞力，並盡自己有限的財力收藏了不少古陶瓷。問他何以如此？他說：任何擴大知識領域的事我都感興趣，這可以讓一個演員思想情趣的境界更高，對於藝術的理解、創作會有無形的幫助；何況，從在陶瓷的造型、圖案上我還有過直接的收獲：曲藝史上給人演出的姿態，可以印證史籍記載的不足，供演出設計身段借鑒……當然，他收藏文物還有另外一個目的：他是在做一名自己出錢的“保管員”，因為看到我們民族的藝術珍品被外國人買去，他心疼。為了買下幾件碟碗，他有時不得不罄囊而歸，似乎只有這樣才稍稍心安。不要以為這與藝術無關，不，從這里正可以看到一個藝術家的良心。多年來他的不斷進取、追求，就正是從這一點出發的。

　　在多年的藝術實踐中他還養成了一絲不苟、精益求精的作風。他的表演有這樣一個特點：輕松從容，如聊家常，似乎並沒有什麼腳本，每個聲調、每個眼神、一舉手一投足都極為準確，恰到好處；只要他一張口，觀眾就有一種信任感：這段兒他準能說好，準逗樂兒。這不是每個相聲演員都能達到的境界。熟識他的人都知道，這是他對每個相聲段子精雕細刻的結果。這里可以舉個大家熟悉的例子。在《夜行記》里，演到“我”撞到汽車上那一段，故事中共有四個人物；“我”、警察、剛才被撞進葯鋪里去的老頭和汽車司機。一個人表演，卻要讓觀眾感覺到四個人的存在，還要突出“我”的神態、性格。為這不足一分鐘的表演，他卻反復推敲了幾天。演到“我”說“怎麼解決，我自個兒修理不就完了”這一句時，若在別的演員也許一帶而過，而他卻一彎腰，臉仰看警察，觀眾從他的眼神里可以看出“我”在這一剎那間的心理活動：剛才胡攪蠻纏，現在被識破了，警察讓不讓我走？而他彎腰、伸臂的動作則讓人感到：“我”是抓住底梁扶起自行車的，而絕不是車的別的什麼部位。台詞里並沒有具體交待車哪兒坏了和坏的程度，但這樣扶則必定是坏車無疑。在他的表演中，這種出神入化、物（人物）我（演員自身）不分的例子兒乎俯拾即是，而每一處經得起回味的藝術閃光則都是嘔心瀝血的結果。有一次我看到他指導兩個青年排練《笑的藝術》（《妙手成患》的墊話兒），當甲問乙多大時，乙答：“二十八周歲了。”這時，侯寶林先生讓他們停下，給他們分析：“‘周’字是廢話。在別的場合這個字也許有用，但是在這兒是個累贅：觀眾不關心你是周歲還是虛歲，兩種算法對下邊的內容也沒影響。‘歲’字也可以刪掉，因為在這個語言環境里‘二十八’的含義已經很明確，而且‘八’字是最響亮的，添個‘歲’字，就把響字放過去了。”從這一番話里我們不是可以想見他自己每次演出前字斟句琢毫不馬虎的精神嗎？

 

他曾對自己的學生多次說過：我每次演出，總像第一次上台一樣。這或許是他藝術上成功的原因之一吧。現在轉為案頭工作了，他是這個領域里的帶頭人（若用他的話來說則是一名新兵），因此也就愈發兢兢業業，不肯苟且。在研究工作中，他對每件史實、每一例證都要尋根究底查證核實。如相聲界從前有一種流傳甚廣的說法，認為近代相聲的創始人是朱紹文（藝名窮不怕），侯寶林先生最初在文章中就是這樣寫的。但他不久就產生了懷疑，因為相聲節目這樣豐富、流派如此眾多、表演技巧這樣高超，不可能在這樣短的時間（一百二十 
多年）里形成。據說朱紹文演技非凡，如果在他之前相聲尚未成形，或他毫無師承，怎麼可能在一門藝術的創始時期就達到這樣的高度呢？為了解決這個問題，從六十年代起他就注意搜集舊聞。初有所獲，還不敢輕下結論。近年來繼續留意文獻，深入分析，前后曆時近二十年，終於解開了這個謎，把相聲藝術形式的形成年代往前推了一大步。又例如在他的著述中屢次提到相聲早年的“白沙撒字”，更多的人還從電視中看到了他俯身撒字的表演。且不說他為了證實這種技藝的曆史淵源曾經怎樣地悉心考證，單是為了形象地再現撒字的動作與效果，他也毫不含糊。當年藝人們撒字的白沙是漢白玉的粉末，現在要在北京城里找點漢白玉的碎塊已經不那麼容易了。適聞天壇公園正在維修石欄，於是他騎上車，從北城跑去；撿回來后又親手搗成碎渣，碾成粉末。這是對藝術、對事業多麼科學、嚴肅的態度！

　　侯寶林先生對相聲藝術的貢獻主要有兩點，先是把從未登上大雅之堂的相聲推進了藝術的宮殿，使它能為雅俗所共賞；現在又在努力使相聲提高到理論的高度，或者說要讓它闖進學術的領域。后一個過程雖說剛剛開始，但理想的前景是可以預見的。至於他整理了多少傳統段子，創作了多少佳作，怎樣豐富了相聲的表現手法，雖也重要，但若與這兩項帶有划時代性質的貢獻相比，依我看，不過是其小巫者耳。

　　這兩個巨大的貢獻也恰好反映著他對待人生、對待藝術的態度的發展過程，或者說恰好標志著他的思想的階段性。

　　天橋學藝的時候自不必說，他是被飢餓逼進藝術領域的；及至輾轉於北京街頭，一下關東，也還是為了肚子而學、而演；1943年，他發願要使相聲打進藝術領域也只是基於對相聲藝術的認識而產生的個人抱負，而在當時，這種抱負只能以“標新立異”、獨樹一幟的形式出現，無法扭轉相聲界的“乾坤”。解放了，藝人們從政治上、經濟上翻了身，“為人民服務”的思想成為他改革相聲的更大動力，也為他明確了改革的方向和標準。十年動亂及其種種惡果，使他同一切正直、善良的人們一樣，為國家的前途、民族的未來而憂慮、焦急。前、后半生經曆的對比使他深知社會主義制度的寶貴，也加重了他的責任感。他正是在這樣的思想背景下向理論研究進軍的。他如今以花甲之年鉆書本、寫文章，多方求教，孜孜不倦，已不同於往昔的拼命趕場；研究工作中的務求其是也不可混淆於當年的字斟句酌。振興民族的藝術事業是他勤奮、博取、一絲不苟的力量源泉。現在有些人不大懂得名演員、好演員、藝術家的分別，以為只要在觀眾中有了名望就算走到了目的地。其實，出名者未必皆好，好演員又未必很快為人所知；至於要成為藝術家，那就更難了。三者的區別是多方面的，而是否有“生命誠可貴，事業價更高”的信念，是否把對自己的未來的設想（任何人都有這種設想）作為對事業的憧憬的一個部分，卻是主要的。而這，或許也就是這位大師之所以成為大師，並且區別於某些名演員、好演員的所在吧。

　　一提到侯寶林，人們常常想到卓別林。是的，這兩個人有許多促使人們把他們聯結在一起的地方。他們不但都是創造歡笑的巨匠，而且一生的經曆也有許多驚人的相似之處，幼小貧困，街頭習藝，少年登台，勇於革新，勤於探索，對於各自篤好的藝術都做出了巨大的貢獻。但是卓別林自是卓別林，侯寶林畢竟是侯寶林，兩人的區別是很大的，甚至是根本性的。翻開《卓別林自傳》，我們會感到他的生活圈子太窄了，時常與之歡宴聚會的除了明星便是貴族、名士、大亨等等。可能他有時也接触普通老百姓吧，但《自傳》中沒有什麼記載。當他在美國旅行沿途受到群眾瘋狂般的歡迎時，他盡情享受著自己引起轟動的樂趣，但同時卻又“感到愁悶和孤寂，覺得自己和群眾分隔開了”。當他衣錦還鄉，住在倫敦豪華的飯店時，他只想在應酬上流社會的款待之余獨自重游兒時生活的故地，因為倫敦的一切僅僅使他記起過去的生活，並沒有喚起他對祖國的愛。對於昔日的生活，他說：“窮苦並沒有讓我學到任何東西。”

　　侯寶林先生則不然。六十多年來，即使是成名之后他也始終生活在群眾之中。他熱情地接待山南海北的來訪者，盡自己的可能幫助同行克服藝術、工作和生活上的困難，跑到許多學校、機關去給青年們作報告，為青年人的自學奔走呼吁。他住在有七戶人家的大雜院里，恰巧又是在五十年前故居的附近。他自稱是這一帶的最老的住戶，並為此而欣喜，因為這可以讓他天天跟各式各樣的工人、職員、基層干部見面，時時憶起一幕幕往事。他永遠不能忘記曾經於他有“恩”的那些普通人。我們可以在《自傳》里讀到關於馬三姐和晃師傅的故事，這里說兩件我親耳聽他敘述的事吧。有一次我跟他一起到人民劇場去看戲，走在護國寺大街上，邊走，他邊指給我看：這兒原來是個茶館，那兒是家冥衣鋪，看那屋檐還是當年的樣子……從他的神態里流露出一種難以描述的感情，就像我們每個人在闊別多年之后忽然踏進兒時就讀的母校的大門那樣，一切都熟悉而又陌生，親切而又略帶悵惘。忽然，他在路南的一個院門前稍停了一下，緩慢地說：“從前這家舍蝎子油①。我和母親住在大舅家的時候，我睡的小飯桌緊挨著爐子。有一天大舅很晚才回來，碰翻了爐子上坐著的汆子②，開水全潑在我腳上了，立刻就起了一片水泡。大舅半夜就來敲人家的門。沒想到真靈，上了蝎子油就不疼了，后來也沒感染，好了。這事我一直記著，后來自己有了條件，也泡點蝎子油，學人家的樣兒做好事。”在另外一次閑談中他說自己年輕時營養那麼差，卻很少生病。但有一次差點送了命。那是在西單商場唱戲、住在天橋“復康”小店時，有一天發高燒，燒得人事不知，他父親坐在旁邊守著。虧得一位北大醫學院的實習生，自己掏錢買了葯跑來給他打了一針，他就渾身發熱，出汗，做了一場噩夢。“可能是夢境搞的吧，父親后來告訴我，我當時就在炕上跳，跳，把我按下就又睡。一覺醒來居然退了燒，於是我又爬起來去唱戲。可惜沒問人家的姓名，現在這位恩人找不到了，如果還在，也該七十多歲了吧。”
 
我並不是要給侯寶林先生的《自傳》拾遺補闕。我是覺得從這些小事里可以窺見他思想中的某些角落，雖然細微，但也許是透徹地了解他的鑰匙。報恩的思想是狹隘的，若不繼續昇華有時還會產生謬誤。但不知恩則更不高明，至於如古人所憤慨的“詡詡強笑語以相取下，握手出肺肝相示，指天日涕泣，誓生死不相背負，真若可信。一旦臨小利害，僅如毛發比，反眼若不相識，落陷阱不一引手救，反擠之又下石焉者”，則去不忘一飯之恩者益遠矣。這種道德觀念來於何處？他自己說是從戲詞兒和老百姓的談話里學來的。但這只是獲得的渠 
道，還不是源頭。我以為這源頭該是我們民族普通人與人之間同情、友愛和互助的美德。“祖國”這個概念對於任何人來說都是具體的。人民、世代相承的優秀傳統，是祖國的主體。或許這也就是“牛棚”中的生活反而促使侯寶林先生為國家的前途憂慮，一旦迎來又一個春天他就廢寢忘餐地工作的思想的原始基礎吧。

　　我拿卓別林來對比，絲毫沒有貶低他的意思。他那過人的技巧、嚴肅的工作態度、揭露資本主義和法西斯的膽識將永遠受到各國人民的尊重。但他畢竟是生長在以金錢為主宰的社會里的藝術家。他從英國跑到美國，境遇變了，但社會制度卻沒有什麼不同。早年掙錢糊口的人生目的隨著年齡和財富的增長而發展為以盈利為行動的準則。這與侯寶林先生思想發展的“活命———藝術———人民———民族”的四部曲不是形成了鮮明的對照嗎？出現這種差異，各人的主觀因素是重要的，但迥異的社會制度則提供了不可少的條件。從這個角度上看，我們不妨說，是社會主義制度造就了現在的侯寶林。而且，我斗膽地說一句吧，也只有懂得了這一點才能真正懂得侯寶林。

　　1982年元旦，我和侯寶林先生談到他以后的打算。他意味深長地說：“我說了50年的相聲，但是說句老實話，還沒摸著相聲的底呢。在舞台上沒有解決的問題，我要到案頭上去繼續研究。我現在常想：相聲藝人里頭出了教授，這是整個相聲界的光榮。可是不能只有一個教授呀，能不能再出幾個？我死了以后能不能有人接著搞這一攤？”

　　這是何等的胸懷和眼光！如果我沒有理解錯的話，他的意思是：藝術是無止境的，需要隨時涌現新生力量，薪火相傳，朝著“底”走去。學也是沒有終極的，要了卻他把相聲以至整個曲藝藝術提高到理論高度的夙願，只靠他這一輩人是不行的。他是在做鋪路的工作，希望在這條路初具規模時，已有浩蕩的人群正沿著它行進，一直走下去。

　　古人說“夷以近，則游者眾，險以遠，則至者少”。在我們每個人的生活長途中步步有歧路口，隨時都可以停下來。難得的是朝著險遠的目標攀登，永不駐足，永不迷路。我相信，讀了侯寶林先生的《自傳》的人會贊成我的觀點：他正是這樣的人。

　　祝願侯寶林先生為后來者鋪下更長的路，以他的輝煌成績續完他的《自傳》，向人們展示他全部的足跡；從中獲得教益的，將不單是演員，也不止是年輕的朋友們，一切嚴肅地面對人生、具有事業心的人們都會得到重要的啟示。

　　辛酉除夕前一日

　　（本文原題目是《一代大師的足跡》，曾以筆名

　　“若石”發表於1982年第5期《讀書》雜志。）

　　作者附記

　　這篇文章是20年前寫的。當時我自己的業務———訓詁學的教學與研究也正是“要勁兒”的時候，竟還要“旁鶩”到不相干的領域來寫這類的文章，在我的學術圈子里給以正面評價的大概沒有。這是因為他們不知道我的感受和用意。我寫這篇文章，一是出於對寶林先生藝術生涯的敬佩，自以為理解了他生活道路的價值和他對相聲藝術的貢獻，己之所思理應與人共商；二是認為世上萬物一理，寶林先生研究相聲，我研究訓詁學，其間有著許多常常道不出的共性，至少我從他那里得到了很多啟發，己之所獲理應與人共享。當然，我首先希望相聲界的朋友們能和我一起切磋———我畢竟是個行外人。但是，文章發表在專供知識界閱讀的《讀書》上，估計曲藝界能看到的人不會多。

　　原打算繼這篇之后再寫幾篇的，分別寫寫我從寶林先生60年藝術生涯中得到的其他啟示：關於相聲與生活、相聲與修養、今之相聲與古之俳優的關系等問題的思考。這個意思當即得到了侯先生的默許。不料，后來本職的和社會上的工作壓得我只好暫時把這支用於“非正業”的筆擱下，又不料這一撂就是二十年。這，至今想起還感到遺憾和內疚———因不能再當面請教寶林先生而遺憾，因沒有兌現諾言而內疚。

　　現在，由寶林先生的女公子侯錱所主編的《一戶侯說》即將問世，要把這篇文章收進去，放在書端。我想，也好，這不但可以作為我對寶林先生的紀念，還可以有更多的相聲界乃至曲藝界的朋友看到。我的分析對不對，可以由他們來鑒定了。

　　翻看舊作，感慨萬千，個中味道唯己知之；至於文章論點，似乎沒有什麼需要更正的地方，要補充的內容倒是很多，但也只能俟之他日了。

　　2004年7月16日謹志於日讀一卷書屋　　

　　【附記之附記】

　　附記甫成，得侯錱函，雲文中“苦海滔滔葉子昭”，經請教北京廣化寺78齡僧，知此為北方焰口中詞。據其記憶，應為“苦海滔滔業自招”，一語令我豁然。當年寶林先生口授，據以入文，亦曾疑惑，先生曰：“此或為人名，為老師所教，亦不甚明其意。”而“業”字如此用法，為釋經所無，且勉強可通，遂未深究。不意廿年之后復得糾正，亦不意寶林先生后人如是嚴謹，可嘆可喜，故謹志於此。
 

還是從火車上說起吧！大約在我四歲多的時候，我坐過火車。當時帶我坐車的人，是我的舅舅，叫張全斌。我記得那時我的打扮挺滑稽的，身穿藍布大褂兒、小坎肩兒，頭戴瓜皮小帽兒。那時候，小孩兒打扮成那個樣子，夠不錯了。在我的童年中，也就只有過這麼一次。在火車上，因為小，沒坐過火車，也很少見過家里以外的人，覺得挺新鮮。也許人在幼年時代終歸想要些溫暖吧，那時舅舅抱著我，哄著我，我覺得很溫暖。一路上吃了半斤炒栗子，睡了一會兒覺，就到了北京。

 
　　根據這個情況，現在估計起來，我可能是從天津來的。我現在對我原來的父母還有個模糊不清的印象，父親、母親的形象還能回憶起一點兒，但很模糊。究竟家里姓什麼？哪里人？不知道。我只知道自己的生日和乳名。生日是自己長大以后聽家里大人說的，是農曆十月十五酉時生人。所以我的乳名叫“酉”，北京人的習慣愛用兒化韻，前面加個“小”，后面加“兒”，就叫“小酉兒”。

　　關於我個人的曆史情況，我就知道這一些，再多一點兒都記不起來了。

我不知道我原來姓什麼，到這一家來以后姓侯。我們家住在地安門里織染局①路北一個門里，里院的一間東房。那時，父親在警官學校庶務課當課員，其實，這不是他的本行。這個差事是舅舅幫他找的。因為舅舅給唱戲的當伙計，老年間的名詞叫跟包②。舅舅當時給朱琴心和程繼先兩個人跟包。程繼先是有名的小生，中國近代最有名的小生像俞振飛、葉盛蘭等人都曾拜他為師。程繼先是京西藍靛廠人。為什麼說這個地名？這與后邊有關系。舅舅從十七歲起就給程繼先跟包，一直到干不動了回家，一輩子就是個跟包的，是個大家都信得過 
的跟包。他的名字叫張全斌，可是一般人都稱他“張二”。后來我聽說是舅舅央求朱琴心介紹父親到警官學校庶務課當課員的。這個時候家里吃飯還不成問題。

　　我小的時候有兩個外號：一個是我換牙時人家管我叫“豁牙子”；另一個外號叫“小麻子”。因為我出過天花，臉上的麻子不大，小時候明顯，長到二十多歲，就一點兒也看不出來了。但身上、手上的麻子比較大，所以后來我在天橋跟“雲里飛”搭班兒唱戲的時候，有一個階段人家管我叫“小麻子”。我出天花就是在織染局這個地方出的。出完天花后，母親帶我到廟里去燒香還願，我還記得是坐著人力車去的。我只覺得昏昏沉沉的，和尚過來給我念了一通什麼經，我就昏過去了。我還做了個夢，夢見那個和尚拿著個五寸長、直徑有四公分粗的鐵管子，一下子按進了我的腦袋。……從廟里還願出來后，我還記得母親買了個“格檔兒”①做的玩意兒，上面扎著石榴花似的紅色紙花，套在我的脖子上，我好奇地瞧著。……這些零碎、片斷的印象離開現在已近六十年了，可是奇怪得很，現在一想起來還很清晰。為什麼？我也說不清楚。北京人給老年人總結了四句話：“坐著就想睡，躺下睡不著;新的記不住，舊的忘不了。”也許我就屬於這種現象吧！這可能就是衰老的表現。

　　父親在警官學校庶務課干了頂多一年就失業了，我們的生活就困難了。看來父親當那個事務員，日子也不寬裕，因為他只住一間東房嘛！而且面積不大。母親也只有出嫁時帶來的兩只箱子。老年間，姑娘出嫁講究帶什麼箱子、匣子的，我沒見她有一般姑娘出嫁時那麼多的嫁妝。至於我，我的童年時代沒有什麼玩具，不像現在小孩一講起玩具來有多少種，我沒見過玩具。我只玩過炮台煙鐵筒里的煙碟兒②。因為父親在庶務課當課員，當官的招待完客人，剩下一些香煙筒沒有用處，父親就撿回幾個小鐵碟兒給我玩。給小鐵碟兒鑿三個眼，拴上三根線，把這三根線拴在筷子上，再撿個鐵玩意兒當秤砣，這就是杆小秤。這就是我的最高級的玩具，也是我的惟一的玩具。我是挺喜歡這種小秤的。
 

  父親失業后，我已經五歲了，那時只能靠舅舅每月來一兩趟，送點兒錢敷衍著生活，實在生活不下去！后來還是舅舅又求朱琴心的朋友給父親找的工作，去當廚子。就在現在定阜街北京師範大學化學系那個地方，原來叫輔仁大學。輔仁大學沒有蓋起來的時候，這個地方是載濤①的房子，叫濤貝勒②府。正趕上載濤聘女兒，是二女兒還是三女兒記不清了，反正用滿族的名字，叫格格（不叫小姐），不是二格格就是三格格出嫁，廚房要添人。在這樣的情況下，父親到濤貝勒府當了廚子，這是他的本行，我的父親原是個廚師。我們不住在織染 
局了，我來到北京后住的第二個地方就離我現在住的房子大約一百米遠，叫龍頭井。現在的門牌是三十二號，是個路東的門兒。我們住在對著街門口的一間小東房里，比人家大房低一截兒。小東房旁邊的南山墻就是廁所。可以想像我那時住的地方條件是多麼差了。這樣一說，我可以算得是咱們這兒派出所———廠橋派出所管界最老的住戶了。不久，我們又從龍頭井這間小東屋搬到羊角燈胡同去住，是個路北的吞頭門③，院里有兩棵大柳樹，我們住兩間小東房。這是我到侯家以來曆史上惟一的一次住過兩間東房的時候，盡管幾個月，我們也算住過兩間東房了。其實，對北京人來說，東房和南房最不好。北京有句口頭話：“有錢不住東南房，冬不暖，夏不涼。”我來到北京兩年多的時間挪了三個地方，都是東房。一到夏天，太陽往西轉時，陽光從西邊照過來，晒得可凶啦！北京話就叫“西晒”。

　　在濤貝勒府辦完喜事以后沒幾個月，父親又失業了。我們就住不起這兩間東房了，我和母親又搬到東煤廠去住。東煤廠挨著大翔鳳胡同西邊一點兒。大翔鳳原來叫大墻縫，是個很窄很窄的小胡同。我們就住在這條很窄很窄胡同西邊的一塊高坡上，是個路北的門兒，我們住一間南房。我這時有六歲了。父親失業以后，還是靠舅舅每月來一兩次，周濟一點兒錢。舅舅在姥姥家排行第二。我還有個大舅，名字叫什麼，記不得了，因為他死得早。大舅在御膳房當廚子，人非常老實，是個好人，甚至老實得過分，北京話就叫“窩囊”。大舅跟姥姥一塊住，住在張皇親胡同，就是現在的尚勤胡同。姥姥家是個小院，里邊有一棵棗樹，一共五間北房。西頭三間住著個賣旋粉①的，姥姥家住東頭兩間北房。那時皇宮已經取消了膳房，但仍有人在服侍退了位的皇上，由皇宮“關餉”②。二舅還往家貼補一點兒，大概就在這樣情況下，大舅才有條件結了婚。恐怕那時他也有四十出頭了吧！我的大舅媽是藍靛廠六郎莊人。她是個麻子，眼睛還有點毛病，“蘿卜花”③。大舅媽是個好人。那時我們家因為窮，連東煤廠那一間南房也住不起，就搬到姥姥家去住了。大舅媽待我不錯。記得有一次母親陪著姥姥到東官房三姨姥姥家去串門兒，家里就剩我跟大舅媽兩個人。大舅媽囑咐我千萬別跟人說，然后拿出一個小銅板來，從門口賣芸豆的那兒買了點兒芸豆給我吃，那時一小枚已經買不出什麼東西來了。這件事雖小，但留給我的印象卻很深刻，我記得在我的童年里好像就花過這麼一次零錢。我們那時遇到門口賣零食的，從不想買什麼吃，家里錢緊呀！

　　后來，舅舅的生活也不好了，姥姥家也住不起這兩間北房，就搬到護國寺藕芽胡同去住，門牌二號，房東姓石。我們住一進門的一間小西屋，這間房頂多有八平方米，很窄，我們不好意思再住在姥姥家了，就搬到現在柳蔭街的地方去住，就是北京師範大學北墻外邊的小胡同，那時叫扁擔胡同，我們住胡同東口路北頭一個門里。那是個大柵欄門，好像當初是濤貝勒府的馬圈，后來成了洋車廠④。我們住在一進門的一間小南屋里。這時我們的遭遇更困難了，父親不知道到外埠去干什麼事，慢慢地我們連這間小屋也住不起，沒辦法，就又回到姥姥家那間八平方米大的屋里去住。姥姥家本來就有大舅夫妻倆和姥姥自己，現在又加上我們娘兒倆，怎麼住呢？只能每天搭鋪睡，我就睡在一張小飯桌上。這日子可真難過。但是盡管日子不好過，我們家是旗人（滿族），家里的規矩還很大。例如你要看看街上的景色，只能站在門里朝外看，不能出門坎。那時正趕上我們對面那戶人家蓋房，蓋房打地基時要砸夯，砸夯時要唱夯歌。一個人站在高處喊，大家拿著夯等著。他唱一句，下一夯；唱兩句，又下一夯。這叫夯歌。夯歌很好聽。我的童年時代沒看過戲，沒聽過音樂，就站在門里聽人家唱這夯歌。我第一次接触藝術就是聽夯歌。也許因為我沒有聽過其他音樂節目吧，那簡單的夯歌竟給我留下了難忘的印象。有時，我能站在門坎里面傻傻地聽上幾個鐘頭。

　　那時候，有幾個人物也在我的頭腦里留下了印象。我們家對門住著一位理發師，當時叫剃頭的，他那剃頭棚（也不叫理發館）就在藕芽胡同南口護國寺大街上路北。為什麼對這個人有印象？因為他會“搓掰”（cuō bāｉ)。“搓掰”就是推拿正骨，誰家小孩腳窩了一下，手窩一下，求他，他都管治好。那時候的理發師，幾乎都會按摩、正骨。藕芽胡同出南口往西的兩間鋪面房是冥衣鋪，專糊為死人辦事用的“燒活”；往東不遠路北的兩間鋪面房是茶館。這些地方在我的童年生活里都留下了較深的印象，我沒事就瞧冥衣鋪里的紙人紙馬，還有茶館里進出的各色各樣的人。

 

我要說一下冥衣鋪的“燒活”了。

　　先說我上學的事。我童年時窮得那樣，但是我居然也進了幾天學堂。我在藕芽胡同住的時候，那年春天，不知是誰發了善心，當時的市立第二十七小學（就是今天廠橋小學的地方），讓窮人的孩子免費上學。他們挨門挨戶問：有沒有失學的孩子？可以插班上學。從一年級學起，編個免費班。我們幾個窮孩子就報了名。我只念了三個月，放暑假后，免費班取消 
，我又失學了。

　　我一生中就念了這三個月的書。但是在那幾個月上學的日子里，我每天路過冥衣鋪，瞧冥衣鋪糊的“燒活”，這是我童年時代另一難得的享受。那些紙糊的“燒活”，糊得和真的一樣。“金山”、“銀山”、“開路鬼”、“尺頭”（綢緞）叫四大件。還有四合院、各種仆人都是紙糊的，連廚子上街買來的菜和肉也是紙糊的。甚至桌上放的整桌菜，八大碗，也是紙糊的。扣肉上面的五花三層，肥的瘦的，都看得見，那是畫在紙上的；肉上澆的一層汁，那是用好面打成漿，放上色，看上去和真的一樣。還有抽大煙的煙具，煙斗、簽子都是紙糊的；煙斗能分出紅陶、黑陶不同的品種，煙斗不大的面積上還畫上了“春畫”①。冥衣鋪最地道的活兒是完全紙作的青銅器，擺在那兒，能看得見上面的綠銹。紙房子中間空地上還糊上一台戲，死人活著的時候愛看什麼戲，就糊什麼戲。還有車，講究用騾拉，騾子必須是“菊花青”的，車有細木做的軸，一拉真能動，這種車叫“落地拉”。這些，當然都是闊人的擺設。至於一些窮人的“燒活”，就簡單了。女人死了講究要糊個牛，據說女人一生糟蹋水太多，糊個牛，讓牛替她去贖罪吧！這些“燒活”糊成后，找個大空場，抬到那兒去擺好。窮人的“燒活”自己抬；有錢人家就雇人抬。這些抬“燒活”的人叫“拿燒活的”，抬一次，每人掙一兩大枚銅板。“燒活”抬到那里擺上，讓大家看了說聲：“真好！”然后點把火燒掉。

　　我在童年時代，放學路過那兒，總要和小伙伴們說：“看看今兒又有什麼好的！”然后貪婪地看著那些玩意兒。這就是我童年時代愉快的享受。

 

我們在姥姥家住不下去了。我們這些口人住在八平米大的房里實在太擠了。二舅看不下去，就給我和母親租了一間房，搬到福壽里十九號去住。福壽里原名叫中官房，因為這一帶還有東官房、西官房（即五福里），三座橋那邊還有南官房、北官房，福壽里就叫中官房。所謂官房，據說是那拉氏①當初省下脂粉錢委托太監或內務府的人給她在外頭蓋的民房，假稱是要解決所謂老百姓住房困難的問題，所以這叫官房。這當然是謊話，清朝政府哪能解決老百姓的住房問題呢？實際上這些房屋都是高價租給窮人的。我們住在福壽里十九號，住一 
間北房。這可是我們第一次自己住北房。我還記得我從天津來北京的時候，我原來那個家住的是一間東房，到北京后搬了幾次家住的都是東房、西房、南房，除了在姥姥家住過北房外，這次是我們自己住北房了。我還記得房東姓銀，叫銀進臣。現在銀進臣的老伴銀老太太還健在，前兩年我還去看望過她。我演出的時候，有時還送去兩張票子，請老太太看看。母親和我在北房住了一個時期，后來因為老欠銀家房錢，就搬到南屋去住。再往后，我們又從福壽里十九號搬了出去，大概搬到二十三號，還是銀家的房子。銀進臣在南城外妓院拉胡琴，生活比我們好。那時濤貝勒府已經賣了，開始蓋輔仁大學。我記不得那時是幾歲，但我記得我開始幫著家里過日子了，北京話就叫撿煤核。當然我也撿些別的破爛，像麻繩等。那時不講撿爛紙，撿爛紙是單一行。在天津，撿紙叫做“拾破爛”、“拾茅蘭”；北京叫“撿鉤貨的”。什麼叫“撿鉤貨的”？就是這種人手里拿著大竹掃帚上的竹條，把它彎過來，頭上綁上一根針，身子后邊再背個筐。這種筐只有兩種人背：一種是撿鉤貨的，一種是換取燈②的。這種筐的樣式，現在已經看不到了。

　　我那時歲數不大，就幫著家里撿煤核。正好那時輔仁大學蓋房，整筐整筐的碴土往外抬，福壽里中間即現在師範大學化學系的地方正好是一個大坑，碴土就倒在坑里。我們這些窮人家的孩子就整天在那些臟土碎磚堆里撿些釘子、鐵皮，偶然撿到一些銅絲就高興得不得了，要是撿到一個水龍頭，那更是“發大財”了。就在這個時候，我又有了一種新的童年游戲，那就是彈球。彈玻璃球，那玩法雖然很臟，老蹲在地上玩，但是它的方法和道理卻和今天打台球一樣，我對它是有興趣的。

 

這時家里的生活愈來愈困難，父親在外邊一直不回來，家里就靠舅舅每月接濟一點兒錢。舅舅的情況看來多少也有點兒困難了。於是，到冬天，我就跟著街坊打粥去。那時，北京有些慈善機關辦粥廠，專門給窮人施粥。離我家最近的粥廠就在三不老胡同東頭路北。打粥要天不亮就去，我身上又沒穿多少衣服，站在那里一個一個挨著排隊，凍得直哆嗦。因為施舍的粥只有兩桶，每人給一勺，你去晚了就打不上了。所以盡管冷，也必須早早去排隊。打來這一勺粥，拿回去摻點水，就湊合夠我們娘兒倆一頓飯了。現在回想起來，我們當時受的 
那些苦，並沒覺得是什麼侮辱，好像是理所當然的，拿窮不當回事，也不懂什麼是自尊心。盡管缺乏營養，發育不良，可我們也不懂這詞兒。去打粥的人，小孩子多，大人少。為什麼？那是因為大人愛面子，就讓孩子去。要是大人去了，多打一份，多吃一點兒，不更好嗎？可是大人不去。對我來說，我想還有個原因，恐怕因為不是親媽的緣故。要是我有親媽的話，我想她不會放心讓孩子自己去打這一勺粥。我小時候不知道為什麼那麼聽話？多冷的天也願意早早去排隊。也許我沒有親媽，不知道什麼叫溫暖吧！所以盡管挨打受氣，還要干活兒，任何怨言都沒有，好像都是天經地義似的。只有當我和別的孩子湊在一起，不在媽媽跟前的時候，才覺得自己自由了一點兒，我才敢說幾句俏皮話，逗個樂。

　　當時，我們窮得那樣，凍得那樣，餓得那樣，比我大一些的孩子居然還想搞“創作”。看來中國人是有智慧的，從我們那時搞“創作”這一點來看，就可以得到證明。大概這屬於口頭文學吧！我記得我們編過這樣一首童謠：

　　火車一拉笛兒，

　　粥廠就開門兒。

　　小孩給一點兒，

　　老太太給粥皮兒；

　　擦胭脂抹粉兒的，

　　給一盆兒。

　　為什麼會有擦胭脂抹粉的大姑娘、小媳婦去打粥呢？因為德勝門關廂一帶，離粥廠近的人家，家里都養豬。他們打粥回去是喂豬的。這些人家的大姑娘、小媳婦每天擦胭脂抹粉，到了粥廠和人家有說有笑，給施粥的人遞個眼色，就打一盆粥。有人知道這個底細，所以這幫孩子們為打粥排隊受凍的時候，就編出這樣的童謠來諷刺她們。這樣的童謠恐怕很少被作家收進集子里去。

 

冬天打粥，到了夏天，父親就出主意：賣冰核（音hú）兒，也能掙幾個錢嘛！賣冰核兒，也就是賣天然冰。沒有工具，我就找了根棍，還撿了個人家使坏了扔掉不要的破搪瓷臉盆，在盆邊打四個眼，用繩子拴起來，這就是放冰的工具。冰窖離我們家不遠，就在過北海大橋往東再往北拐的那個地方。冰窖一共有三個窖，秋天是大坑，冬天把什剎海里打上來的冰儲存在那兒，就成了冰窖。這個冰窖是民用的，老百姓用冰，飯館里存點兒肉用冰，都用這兒的天然冰。夏天，賣冰核兒對老百姓來說是件大好事，因為窮老百姓，連酸梅湯、汽水也 
喝不起。那時候，簡單的酸梅湯，就是往糖精水里擱點食物顏料，也得賣一個大銅板一杯。真正用烏梅煮的酸梅湯，就更貴了。北京下街賣酸梅湯的人，一般還賣點兒梨膏糖、冰糖子兒（就是現在的糖塊）。酸梅湯放在冰桶里邊的瓷罐子里，周圍拿冰冰著，冰上洒點兒鹽，為了讓冰化得快，吸收熱量，酸梅湯更涼。賣酸梅湯的挑著擔子一邊走，一邊敲打著冰盞兒①，發出有節奏的聲音，……這種酸梅湯窮老百姓喝不起，只能吃冰核兒。賣冰核兒的過來了，大家圍上去，買一個小銅板的或一個大銅板的都行。我那時用三個大銅板到冰窖去買一大塊冰，請冰窖的人拿冰镩②把冰破成兩塊，我挑一副擔子，前邊擱半塊，后邊擱半塊。天氣最熱的時候，我就賣冰核兒去。我記得我賣冰核兒做過一次好生意。有一天，我從東邊走進我現在住的這條胡同，就在我現在住的地方往北路西有個死胡同，我走到路北的那個門口一吆喝，里面出來一個人。大概那人家里正有病人，想給病人冰點兒什麼東西，而且看來那人也是不常買東西的。他說：

　　“賣冰的！這兩塊多少錢？”

　　“二十個子兒①！”

　　二十個子兒本來是要謊，你給十個子兒我也就賣了。不料那人說：

　　“好，搬進去吧!”

　　我就給人家搬了進去，人家給我十個大銅板。十大枚！三大枚的成本，賺了七大枚，賺兩倍還多。我就做了這麼一回好生意。第二天我再挑到那兒，吆喝半天，希望那人再出來，可再也沒人出來了。

　　平時買冰核兒的人都是拿著水舀（yǎo)子出來，沖我喊道：

　　“喂！賣冰核兒的，來一大枚！”

　　於是我就用木棍把冰一點兒一點兒鑿碎了，鑿成夠他往嘴里吃的小塊兒，倒在水舀子里。

　　賣這三個大銅板的冰，得來回挑著擔子轉游，還老得吆喝。那吆喝也有意思，賣冰核兒的也不知道是誰跟誰學的，反正都是這麼個統一的調子：

　　這聲音很好聽。我記得很清楚，事隔五十多年了，我沒忘記。

　　我賣冰核兒的時候，三大枚的成本，最少也能賣六大枚，賺一倍。天氣熱，生意就好；天氣涼，生意就差；若是下雨天，就苦了我了，賣不出去，家里沒飯吃。有一天下大雨，家里沒飯吃，怎麼辦？我就跟街坊借了十個大銅板，頂著雨跑到興華寺街（現在叫興華胡同）西口往北路西的那個糧店里，買了一斤多豌豆，回家后擱點兒鹽和花椒煮了，不能煮太熟，煮九成熟，撈出來晾一會兒，皮一皺，叫“牛筋兒豌豆”，好吃著哪！我那時為了多賺錢，煮的工夫就大一點兒，好多出數，這樣豌豆晾干后雖然皮不太皺，可是我吆喝時還喊“牛筋兒豌豆”。那天下著雨，我煮熟了豌豆，披著麻袋挎著個筐去賣豌豆了。麻袋做成蓑衣式樣，連頭帶身子都護住。筐上面蓋著條比較干凈的毛巾。其實那毛巾挺臟，不過在我們家里來說，就算是最干凈的了。下雨天賣豌豆是好買賣。因為天一下雨，一般賣小吃的都不出去，我是獨一份兒，準能賺錢。但我也得注意，若是瞧見那邊還有個賣豌豆的，就趕快跑開，離遠點兒，省得離近了打架。賣豌豆吆喝出來是這味兒：

　　十大枚本錢的豌豆，我可以賣二十大枚多，賺錢也在一倍以上。這樣，回家來我還街坊十大枚的賬，剩下這十大枚多就買一斤玉米面兒蒸頓窩窩頭，頂多再買一大枚的咸菜，我們娘兒倆就湊合吃上一頓飯。明天，明天再說明天的吧！

　　后來，聽人說賣報能掙錢，我就去當報童了。賣報，那時又叫“跑報的”，就是賣報的老得跑，你休想閑著。賣報單有發報的地方。大報，像《世界日報》這樣的大報，我們不敢賣。大報成本貴，利潤低，賣大報賺不了幾個錢。我們只能賣小報。北京又把小報叫“野雞報”。那種報紙也許出三兩個月，也許出兩期，就完蛋了。小報利潤高，能養活我們這樣的報童。小報單有個發報的地方，在西琉璃廠西口南柳巷一個破廟里。我為了賣小報，就得從福壽里走到南柳巷去取報，再跟著那些會賣報的去“趕新聞”。什麼叫“趕新聞”？“趕新聞”就是要抓住當天報上吸引人的消息大肆宣傳，讓大家來買你的報。譬如說，西單皮庫胡同、大木倉一帶都有公寓。那時候大學生都住公寓，住公寓比住民房貴，比住旅館便宜。今兒個要是皮庫胡同某某公寓出了個什麼新鮮案子，這就行了，今天的飯算有了。我取完報，撒腿就跑，跑到最前面去喊：

　　“看報啦！看報啦！今天什麼什麼公寓出了什麼新聞啦！這事可了不得啦！上邊還帶相片啦！……”

　　只說這麼幾句，下面的內容就不告訴你了。賣報的規矩就是這樣，不能把內容告訴人家。這樣一嚷，大家出來圍著你買報，今天的飯錢就有著落了。但是，我賣小報沒幾天工夫，因為我不會“趕新聞”，賣報非得有新聞，哪兒出了凶殺案，哪兒出了亂子，報紙才賣得動。可我不認得字，除非有個認字的還愛說話的人告訴我，我才能“趕新聞”。那時人家大人賣報的不跟我們小孩一塊走，人家會“趕新聞”，我不會。賺不了幾個錢。這樣，我賣報的時間不長，賣了幾次報就不賣了。

 

父親見我甭管賣什麼，總能賺回幾個錢，幫助家里過日子，后來干脆托朋友打了個木頭花籃，叫我去做小本生意。這種花籃是個長方盤兒，上邊有個梁，可以挎著；底下有個座兒，可以擱在地上。我父親到德勝門小市給我躉點糖果、花生米，叫我挎著籃兒去賣。我不會做小生意，這回連本都賠了，連工具錢也沒賺回來。實在沒辦法，我只好去要飯了。

　　要飯，得厚著臉皮挨門挨戶去喊：

 
　　“行好的老爺太太，您給點兒吃的吧！”

　　這夠寒磣的！我覺得難看，我只得到離家遠一點兒的地方去要飯。我拿著筒，從龍頭井南口的豁口（就是現在什剎海體育場地方）一直向南走，到旃壇寺、養蜂夾道、劉蘭塑、北醫附屬醫院后墻一帶去要飯。那邊離家遠，可以避開認得我的人。肚子實在餓極了的時候，要到什麼東西，隨手就拿來吃了。這可不像過去做小買賣那陣，我掙來的錢，一個錢也不敢花掉，也不敢說謊話，賺來的錢都老老實實地交給家里。

　　在要飯的年月里，有件事是我至今也忘不了的。那就是我走到羊房夾道那地方，是路東的一個胡同，在路北一個大門口，看見一個給人家看孩子的奶媽。我不知道她姓什麼叫什麼，就管她叫大媽，我向她要吃的。

　　“吃的倒沒有，我給你找身褲褂吧！”

　　她給了我一身褲褂，那是人家少爺穿舊了的褲褂，洗得真干凈，這是我要飯時要到的最好的東西。另外，有個比我大一點兒的孩子，給了我一雙他穿不了的鞋。

　　我要飯的時間正是1929年初。那年月兵荒馬亂，軍閥混戰，有時就在大街上抓人去當兵。北京駐的軍隊很多，旃壇寺就是駐兵的地方。旃壇寺是個廟，在清朝就沒有了，但這個地名還保留到現在，就在現在西什庫東巷一帶，北洋政府的參謀部就設在那里。那天早晨，我在一戶人家大門前影壁后面，發現有個紙包，不知道是什麼東西，順手拿起來掂了掂，就擱在筐內拿回來了。回家打開一看，是身灰色軍裝。現在研究起來，那是有人開小差了。那時老打仗，部隊要開拔去前線，有的兵開小差，扔下軍裝走了。還有，我在什剎海樂家房子前頭，也是影壁的后面，還撿過一套軍裝。

　　要飯沒有準譜，有時要得著，有時要不著。要來的東西也不會有新鮮的，都是人家剩下的、餿了的東西才給你。那些有餿味的東西，我們回去擱點兒堿，蒸一蒸，把餿味去掉，照樣吃。哪像現在有的人，一見東西稍有點兒變味兒，就扔掉不要呢？正在我要飯的時候，父親好容易找到職業，又去當廚子了。我在上面說過，父親的本行是廚師，因為他一直沒有正經的工作，他在濤貝勒府當過廚師，這時又當了廚師，總起來看，廚師該是他的本行吧！父親經過舅舅介紹，到了宛平縣當警察。（宛平縣衙門在哪兒？就在東官房南口往東一點，現在全國婦聯干校西邊的那所房子里。那個時候，北京有個奇怪的現象，河北省很多縣，像宛平縣、香河縣等，縣衙門都設在北京城里。北洋軍閥沿襲舊制，把明、清兩代順天府制改稱“京兆”，府尹就叫“京兆尹”，原來順天府管轄的二十四個州縣，划出去四個縣，其他二十個縣的縣衙門都設在北京城內。）父親當警察沒多久，來了個縣長，姓朱，大概是個南方人，他要找個廚子。他家就住在平安里口外靠東邊的第一所房子里。他聽說警察里有人會做飯，就把父親調到他家里，脫下警察衣服當了廚子。這時候，我還在沿街要飯，實在要不到東西，我就到平安里去找父親。父親是個廚子，總能想方設法給我弄點兒吃的。

　　我要飯的時間大約一年多。這一年內，只要有我干得了的活兒，我總想法去干，為家里掙幾個錢。那時父親在縣長家做飯，他看到宛平縣征來好些新兵，就告訴我去賣水。這些兵是從各處征來的，呆不了三兩天就得開走，商店老板等為新兵送來了烙餅，為的是他們吃了好走。但是沒有水。我就拿個大鐵壺，再拿幾個碗，去賣白糖水。白糖水賣一個大銅板一碗，夠貴了，但是這些兵吃烙餅的時候沒有水，非喝不行。這樣的活兒也就干了三兩天，新兵一開走，我就不賣水了。

　　有一天，我出去要飯。走到福壽里西邊黃城根一帶。那個地方有個廟叫嘉興寺，那個時候常搞殯葬。我走到那里，被人叫住了：

　　“喂！那孩子，‘打執事’①嗎？”

　　“打執事”，這當然是好事，我又可以掙幾個錢了。但是像大傘這樣重的東西，我舉不起，我可以打“雪柳”②嘛！那是比較輕的東西。那回“打執事”，我從嘉興寺走到阜成門外八里莊，掙十個大銅板。那人先給我五個大銅板，我買些東西吃，吃飽了好趕路嘛！等走到八里莊，把“雪柳”交還了，又給我五個大銅板，這叫“拿找兒”。“打執事”，我就干過那麼一次，因為家里不讓去，太遠啦！我那陣子還小，真要走遠了，恐怕回來時都找不著家了。

　　我還幫人拉過水車，那是下雨天。下雨天要飯沒法要，下雨天我上哪兒去要飯呢？那時興華寺街西口有個水井，一個山東人開了個“井窩子”①，把水打上來，倒在大槽子里，然后雇個人推著水車，挨門挨戶往各家送水。一到下雨天，道上坑坑洼洼的，車不好推，推水車的就找個小孩在前邊幫著拉一把，給兩個大銅板，拉兩趟給四個大銅板。我那時個子小，力氣也小，拉水車沒多大勁兒。但推水車的人沒斥責我，只是說：‘使點兒勁兒！使點兒勁兒！”他只要我幫著他把水車拉過路上的水溝，把水平安地送到各家，然后幫著他把水車送到“井窩子”，就算完事了。有時送回水車，正趕上他們吃飯，那個推水車的大爺還偷偷地掰半拉窩頭塞給我，這事兒還不能讓開水井掌柜的看見。那時候，窮人和窮人確實心連著心哪！這是一點兒也不假的。
 

　　那一年，我要飯過日子，有時還干點兒雜活，像上面說的拉水車等。生活實在沒法子過。父親是個好人。有一次他和母親說：“這孩子就老跟咱們這麼餓下去嗎？咱們給他找個吃飯的地方吧！咱們別讓他也跟著咱們餓死呀！”於是他就送我去學徒。先在崇文門外一家織帶子的作坊里，織腿帶。我在那兒學了幾天，看見師兄打人，嚇得我連飯也吃不下，人家就把我送回來了。父親又把我送到顏澤甫老師那兒去學戲。顏老師原來就住在福壽里十九號一間西房里，和我們是街坊，后來搬到天橋去住了。他那時正跟“雲里飛”（一個街頭藝人） 
的場子搭班拉胡琴，他想找個學徒的，到我們家來過一趟。我們和他一說，他同意，父親就把我送到天橋跟著顏老師學戲去了。

 


 

我到顏家學戲是十一歲多，當時家里給顏澤甫老師寫了個字據，近似賣身契。我記得里面有這樣幾句話：“投河溺井，死走逃亡，與師傅無干；如中途不學，要賠償損失（飯錢）。”話說得這麼嚴重，今天的青年是無法理解的。不就是學戲嗎，干嘛寫得這麼厲害呀！因為那時候學戲叫做“打戲”，假如你經不起“打”，就有可能尋死，所以要寫明這樣的話。我學戲兩年半，確實挨了不少打。顏老師是京西藍靛廠人。我在上面說過，中國最有名的小生程繼先也是藍靛廠人，他和顏老師是同村人。舅舅知道我到顏家學戲，特別托程繼先向顏 
老師關照一下。程繼先真的托人和顏老師說了說，要他好好栽培我，教我學戲。就是這樣，我也沒有少挨打。我到師傅家學戲，他們家多了個傭人，當然高興。可是師娘又覺得我吃得多，就給我很少的錢，讓我單做飯吃，或者到外邊買飯吃。我吃不飽，活兒又重，又挨打，就覺得沒活路了，我逃跑過。從天橋到福壽里，我整走了半宿。后來是家里把我送回去的。這說明當時經不起打，尋死的人會有的。我老挨打，是不是因為我這個人太笨？我想不是，國內外的聽眾都能給我證明這一點。我學戲，從學到唱，不過三個月，就演出了。不到一年就拿份兒了（小戲班每天分錢，叫做拿份兒）。是不是因為我懶？也不是。請看我一天的活動，就知道我不是懶人。

　　天一亮就起床，先將煤球火爐收拾干凈，點著。待濃煙冒過，坐上一大壺水，要看好，不能將火壓滅。我去喊嗓子（也叫遛嗓子，包括身上的活動）。老師家住天橋市場福長街二條東口內路南第二個門，我由此出發，直奔天壇西北角，開始喊嗓子。首先是念“引子”和大段獨白，有時停下來喊，有時邊走邊喊，要看時間而定。我喊嗓子，總得想著家里的大水壺，萬一把水壺熬坏了，準得挨打。走到天壇西門，往西奔先農壇，一直喊到“四面鐘”①。停下來，拉了“起霸”②、“山膀”③，走個“馬遛子”④，然后往回走，估計到家水壺也已開了。掃院子，倒垃圾，都要輕輕地做，驚醒了誰，后果也是嚴重的。

　　干粗活還是比較容易的，干細活真是提心吊膽。例如燙茶壺茶碗，這得干完了臟活兒，洗了手再干。北京有一種專用的工具叫“砂鍋淺兒”⑤將水燒熱后，把茶壺、茶碗放在里邊燙洗，有一點兒茶銹也不行，碰坏了一點兒也不行，那真是要精神高度集中。老師漱洗完畢，喝茶，我這就快正式的挨打了。他喝著茶，給我們吊嗓子，完了再教新的。這時我就更提心吊膽了，因為每天挨打總是從這里開始。我的精神比洗茶具時更為集中，惟恐自己學得慢和記得不牢。就這樣，也免不了挨打。老師的“理論”是：“不打不成材”。不管你聰明不聰明，總要打，“打戲”嘛！幾乎每天都得挨打，但我在思想上沒有抵触，只有怕，認為學戲挨打是理所當然的，這是天經地義的事，一定要忍受下去。如果跑回家去，還是沒飯吃；而且根據當初寫的字據上的規定，還要包賠老師的飯費。我沒有錢。

　　后來我想過這個問題，老師為什麼總打我？老師和我無仇無怨，而且他是個善良的人，也並無打人的嗜好，他大概是繼承了教戲都打的“傳統”。另外就是經濟問題，我學戲規定三年零一節，一切收入歸老師，老師管我的吃和穿（穿的是師兄剩下來的衣服）。如果我總學不會，或學得慢，老師就得賠錢，他也受不了。所以他就希望你快！他就得打。打人這種“教學方法”當然不好，但老師這種嚴格要求的精神還是值得發揚的。這對我后來學東西快，很有好處。例如學唱，北方相聲演員學越劇，我是第一個。1950年，我在天津演出，有一個同行跟我說：“上海來了個越劇團，主角是筱紹卿、裘愛花。天津觀眾可喜歡了！”我想，凡是觀眾喜歡的我就應該學，這樣也能幫助越劇團做些宣傳，讓她們在北方扎下根。當時我正在天祥市場大觀園演出，我是最后一個節目。我托人買了一張前排票去看越劇，記得那天的戲是《庵堂認母》，小生登場一唱，坏了！紹興方言，我一點兒也聽不懂。聽了一會兒，才找到一個規律：它的腔調是四句一甩腔，反回來基本還是同樣的腔調（當時唱法比較簡單，后來發展很大）。聽不懂怎麼辦？我每天都有演出，不能常去看戲，克服不了聽不懂的困難，天天去也沒用。無論如何我也得學它的基本調子，這四句來回重復的調子一定能學會，我想了一個辦法，用自己會的詞，套它的調子。對！用的就是：“清明時節雨紛紛，路上行人欲斷魂。借問酒家何處有？牧童遙指杏花村。”我學會的越劇唱腔終於在相聲中演出了。這種學習精神是老師給打下的基礎。

　　早上學戲兩小時，這段時間總是覺得很難熬哇！只盼著師娘說一句：“算了，讓他買東西去吧！”此刻，我猶如囚徒獲釋。

　　買東西，做飯，吃完午飯就到場子去賣藝。師兄是個軟骨病患者，還是個大羅鍋，在家里基本上可以生活自理，走遠路不行。凡出門就得我背著，好在他是輕量級的，分量不大；可當時我才十一歲多，我背他也夠困難的。

　　我們就在“雲里飛”那里搭班兒，“雲里飛”是天橋有名的“八大怪”之一。場子就在天橋三角市場內西南角落，那里就是“平地茶園”。從午飯后演唱一直唱到晚飯前止。吃完晚飯，我再背著師兄，我們師徒三人去串妓院賣唱，從天橋福長街二條到石頭胡同，進南口串起來。每到一家，先從背上將師兄放下，老師拉京胡，師兄拉二胡，我打板，拉個“小開門”或是“夜深沉”。接著，我拿著劇目到各屋里問問：

 
“老爺，您聽段兒二簧（京戲）嗎？”

　　每個院都是這樣。從石頭胡同中間往東，經王廣福斜街、博興胡同、大李紗帽胡同、小李紗帽胡同、火神廟夾道，再往西返回石頭胡同，一直串到午夜回家，基本上每天如此。所以我說我這個人不太懶。

 
　　應該感謝我的老師，是他把我帶進了藝人圈兒。他教會了我做街頭藝人，在學習方面給我打下了良好的基礎，這對我以后改行表演相聲有很大好處。北京解放后，老師進了敬老院，有時仍來找我，我還能盡點兒孝心，直至老師病故。是老師把我引進了“平地茶園”。“平地茶園”這個名稱是藝人自己取的，這是一個辛酸的自嘲。后來有人把它改成一副對聯：

　　平地茶園?搖?搖雨來就散

　　刮風減半?搖?搖下雪全完

　　這段回憶，說明在舊社會，我們藝人，特別是街頭藝人，在飢餓線上掙扎是多麼困難啊！好不容易盼來了解放。我們的幸福生活確實來之不易啊！我們這一代人非常珍惜這樣的幸福生活。

　　我的童年生活就是這樣過來的，這已經成為曆史。今天的青年人聽我講這段曆史，也許會感到像聽相聲似的，他們沒有經曆過這樣的情況，也許不會理解。但我確實打心眼兒里希望青年同志要珍惜今天的幸福生活，要珍惜新中國為他們帶來的良好的學習條件，要下真功夫學點兒本事，為實現四個現代化，創造更加美好的生活，做出應有的貢獻。

我十二歲那年，到顏老師家學戲，開始了我的賣藝生涯。我最早唱戲的地方是天橋三角市場，“平地茶園”就在那里。

　　天橋三角市場那地方挺有意思。它在天橋的正中間偏西，面積並不大，但好像是整個天橋市場中一個獨立的部分。在那里唱段兒戲的場子，就只“雲里飛”獨一份。

 
　　我和顏老師最早就跟“雲里飛”搭班唱戲。這個“雲里飛”已經是“雲里飛”第二代，我給他起名叫“雲里飛二世”。我管他父親叫“老雲里飛”，大家也都是這麼叫的。所謂“雲里飛一世”名叫白慶林，是旗人。我到天橋的第二年，就是1930年，“老雲里飛”還出來活動過。我見過他拿著漁鼓說書，邊打邊說，說的是《西游記》。會說《西游記》這部書的人並不多，在“老雲里飛”之后，我沒有聽說有人會說《西游記》，而且他說書和別人說評書不一樣，是打著漁鼓說的：“話說唐三藏，勃勃蓬蓬蓬蓬蓬……，帶領徒弟正往前走，勃勃蓬蓬蓬蓬蓬……，勃勃蓬蓬蓬……”說一句，打一句。他說書不跟人要錢，他是個賣葯糖的，每說完一回書，就向聽書的人兜售葯糖。賣葯糖，是我們這麼叫他；他自己說他是個賣沉香佛手餅的，因為葯糖的名字叫做“沉香佛手”。據說，他最拿手的是說《西游記》里的“豬八戒大鬧無底洞”一回。他學豬八戒，頭掄得像撥浪鼓似的。我見過他在紅樓茶社南邊吳老公①的土地上說書（那時我們管這種出租地皮供人演出的人叫“地主”，管藝人到地上演出叫“上地”）。那天他正說到《車遲國猴王顯法》這一回。“老雲里飛”說書的藝名叫慶有軒，他說書是半路出家。據說是同治年間，也許是光緒年間，皇上死了，為了“國服”②，他改行說書；還有個說法，他唱戲掙錢不夠他生活，改了行。他最早學花臉；后來干了武行，就是翻筋斗的；也有人說他學過“開口跳”，也就是武丑。可是吳曉鈴先生藏有他的臉譜，是花臉。從這來看，他還是學花臉的。我傾向於他最早是學花臉的。“老雲里飛”唱戲時用的就是“白慶林”這個名字，他很可能因為“國服”，改行說的書。有人說相聲藝人“窮不怕”（真名朱少文）是因為“國服”由唱戲改行說相聲，我查了曆史資料，這個說法沒根據。“老雲里飛”倒真是這樣的。據我知道，“老雲里飛”由唱戲到改行說書，中間有過一個時期唱清唱。那時不能唱戲了，他跟一個名叫“草上飛”的唱武丑的藝人，兩個人就在路邊賣唱，清唱。兩個人怎麼唱呢？譬如有的戲里一出場是三個人，我記得他唱黃三太，黃三太出場時，咳嗽一聲，一亮相，旁邊應該帶著計全和何路通兩個人。“草上飛”還要去另外一角，不能跟他去這角色。他就把鞋脫下來，一手提一只，出場一站，這就當做計全和何路通。別看“老雲里飛”是個街頭藝人，他也有幾出名戲。他的拿手戲是《落馬湖》，也唱《刺王僚》中倒板原板轉二六這一段兒。而他最出名的戲得數《三盜九龍杯》，其實不過是盜杯之前楊香武見周雲龍那一場。至於《落馬湖》嘛，他唱的是李佩捉住施公之后得意洋洋的那一段。那時候有好幾個人都唱《落馬湖》，在“老雲里飛”之后、“雲里飛二世”之前，有個名叫“花狗熊”③的街頭藝人也唱《落馬湖》。他那詞兒比正式的京戲舞台上的詞兒要多得多，挺羅嗦、挺滑稽的。我沒趕上“花狗熊”，但趕上了“大鐵壺”。這是個拉大低音胡的藝人，他那胡琴的筒子是個鐵壺，把壺嘴兒去掉，在眼兒上按上根棍子，弄上弦就是胡琴，他就拉那個。所以大家叫他“大鐵壺”。他沒有固定的地盤，他看哪兒有空，就在哪兒唱一段兒。他的唱詞是用言前轍韻，我還記得兩句：

　　這個唱法就是“花狗熊”的唱法，有俏勁兒。別人不唱，嫌它貧，但袁世海的唱法里有時有這個。

　　天橋的街頭藝人中大有人才，像“老雲里飛”、“花狗熊”等都是人才。難怪有人把這些著名的街頭藝人合起來叫“八大怪”。“八大怪”在不同時期有好幾撥兒。第一個階段是庚子年以前，有“窮不怕”、“處妙高”①、“韓麻子”、“孫丑子”這些人，這是一撥兒，這一撥兒里說相聲的就有四人。第二個階段是辛亥革命以后，有“老雲里飛”、“花狗熊”這些人。在我到天橋之前，這時“八大怪”是以“雲里飛二世”為首的“大金牙”②、“大兵黃”③、摔跤的“張狗子”這些年輕的人為一撥兒，這該是第三階段了。

 

唱戲要是彩唱的話，還得有行頭，“雲里飛”是彩唱，也有行頭，可那行頭太可憐啦！只是有那麼一點兒意思，嚴格說這不算行頭。就說帽子吧，那是從煤油莊里買來的紙盒糊的。那時電燈很少，窮人家點不起電燈，點煤油燈，所以專有人開煤油莊賣香煙、火柴、煤油等物，有的還帶兌換銀錢。那個時候二十支裝的煙幾乎沒有，都是十支裝煙，二十五包裝一小盒兒，五十包裝一大盒兒。盒子是紙做的，上面印著香煙的商標。“雲里飛”就買這些紙盒，買兩個整的饒一個破的。買回去拿線縫成個帽子。帽子上面什麼牌兒的商標都有，什麼 
哈德門、大粉包、小粉包、大聯珠……粉包就是紅錫包煙卷兒，有粗細兩種，所以又叫大粉包、小粉包。我們用煙卷盒兒糊帽子，也就給煙卷公司做了義務廣告。我們糊的這種帽子倒是挺像的，糊紗帽就像紗帽，糊王帽就像王帽，其實較起真兒來，也並不像。雉雞翎是把竹管劈開，綁上雞毛，擺弄起來，也挺有意思，只有胡子是真的，馬鞭是真的。戲衣呢？大褂不系扣，就算是袍。有件綠夾衣，是抬杠、打執事穿的綠衣服；還有一件特制的戲衣，把面口袋染紅了，縫個背心，上至天子，下至走卒，都能穿。我們那時唱戲，除了給煙卷公司做義務廣告，還給德壽堂葯鋪的牛黃清心丸做義務廣告。因為唱戲的上場門、下場門得用台幛，德壽堂就送給你台幛，上面印好了“康氏牛黃清心丸”字樣。這樣，很多場子就替他做了義務廣告。德壽堂葯鋪的東家姓康，他就是靠賣牛黃清心丸發的財。至於葯里有沒有牛黃，哪兒有啊，有點味兒就不錯。那葯也不怎麼管事兒，連吃兩丸，只要肚子里有點兒反應就行了。在天橋演出的很多場子都用印有“康氏牛黃清心丸”字樣的台幛。那時場子上面也搭棚，席棚不多，布棚多。布棚一般是三塊兒，當中那塊叫棚子，兩旁的兩塊叫遮檐。天橋場子用席棚的只有兩個地方：一個是“雲里飛”的場子，一個是說相聲的焦德海、劉德智的場子。出三角市場西門一直往西走，唱西河大鼓的焦秀蘭的場子是鐵棚，下雨沒關系，也漏一點兒，不厲害。剩下的所有場子都是布棚。“雲里飛”這塊場地，在三角市場里應該說是最好的場地，因為就他一人唱戲，獨一份。當然唱戲也得有號召力，沒有號召力，獨一份也沒有用。

 

現在說說三角市場吧！我在那兒學藝，也賣藝，多少年過去了，那印象我卻沒忘記。

　　那兒光賣梨膏糖的就有兩份。北門外有個得意軒是落子館，又叫坤書館①。它的西邊有個賣梨膏糖的，這人的姓名我忘了。他會做很多東西：像榅桲、炒紅果、梨膏糖、炸白薯片……他做出來的梨膏糖有桌子面那麼大，掏倆眼兒，往外一掛，嘿！那樣兒真好看！那家什也漂亮，都是漆盒，盒子直徑有六十到七十公分，干凈，漂亮，手藝也好。在“雲里飛”的 
場子旁邊，也有個糖攤兒。他那糖是砂糖熬的，摻上些果料，什麼味兒都有，一個銅板買一塊。這人姓李，大伙兒叫他“糖李”。兩個糖攤擠在一起，怎麼辦？“糖李”情願拿出二三百元，送給那個賣糖的，還請了兩桌客，給我們那塊地上的人每人一雙新鞋。為什麼？就是要那人另找地盤，到別處去做生意，他要賣獨份兒。“糖李”很會做買賣，后來他不僅賣糖，夏天還賣自己手搖的冰淇淋，他們一家子帶一個徒弟，就這麼干發了財。三角市場還有個賣膏葯的，姓楊，在“糖李”的北邊。我記得他那攤上擱著盒蝎子，那蝎子可以隨便拿，掛嘴唇上也不螫人。別人不知道他有那葯，光看他拿著蝎子玩兒。那蝎子老實極了，拿哪兒都不螫他。這人就叫“蝎子楊”。賣膏葯的旁邊是個相面算卦攤兒，擺攤兒的叫王子珍，他有個女兒，后來也學會了相面算卦。王子珍旁邊是個賣大正琴的，再有，就是賣鏡框的、理發館、小飯鋪啦。還有個二有軒茶館。在我們場地的東隔壁，夏天有人搭起大茶棚。那塊地比我們的場地高一尺多，所以他搭起大茶棚，茶座就在我們場地的上頭，喝著茶就能聽戲。我們偶而也跟他們要回錢，他們不回回給，說，我這是喝茶，不是聽你戲來的。我們西隔壁有個賣書畫的，叫陳天輝，他什麼畫都畫，什麼字都寫。有的時候是拿筆寫；有的時候是拿個木板寫幾個字，上面又有樹，又有花，又有鳥，這樣拼湊起來組成幾個字。這種手藝沒有失傳，去年我在前門臉兒兩側小棚的商店里看見有賣這種畫的。在舊社會里，小買賣開張時，朋友們得送點兒禮，送幅中堂和對聯，就送這種字畫。這種字畫裝裱很簡單，可也帶軸，價錢不貴，專賣給沒文化的人。有文化的人不買它，嫌它水平低。三角市場還有樣好東西———豆腐腦。在“糖李”攤過去一點兒有家賣豆腐腦的，叫白家豆腐腦。白家豆腐腦當時就有兩份：一份在三角市場，一份在門框胡同。最早富連成戲班在肉市廣和樓（現在改成廣和劇場）演戲時，有份賣豆腐腦的就是白家豆腐腦。廣和樓停業之后，賣豆腐腦連賣爆肚的就都挪到了門框胡同。白家豆腐腦是有名的。北京有三家豆腐腦，都是有名的。天橋和門框胡同那兒是白記豆腐腦。東安市場那兒是馬記豆腐腦，也是兩份：一份在東安市場擺攤兒，他在那里有塊地方；有時他下街，那是另一份。下街就在福壽里那一帶轉游，那吆喝聲我小時候聽過，記得是這樣的：

　　東城、北城一帶有名的豆腐腦是馬記豆腐腦，南城是白記豆腐腦，西單商場那份豆腐腦是米家的。這三家豆腐腦都是清真的。豆腐腦數清真的好，羊肉末兒、“口蘑湯”。什麼叫“口蘑湯”？他們買不起蘑菇，就買蘑菇土，拿回去泡，澄些湯做鹵，叫“口蘑湯”，當然這里面也有蘑菇渣嘍！北京這三份豆腐腦都是好樣兒的。三角市場還有家小飯攤兒賣雞蛋餅，也叫雞蛋肉餅，是保定來的，味道好，做得了大概有一寸多厚，幾乎是拿油炸出來的。雞蛋餅做得后切成角形的，論斤賣。這東西現在失傳了。
 

上面說的只是三角市場的情況。天橋呢？天橋比這兒大得多，情況差不多，也有街頭賣藝的，還有坑蒙拐騙的。天橋，相面的、算卦的、賣野葯（假葯）的最多，這是騙人的買賣。說評書、唱大鼓、還有其他賣藝的，這是正經的江湖藝人。當時有個王雲起，說大鼓書，很能掙錢，她那場子只做春、夏、秋三季，冬天不做。后來來了個蔡金波，也說大鼓書（蔡連貴的姊姊，現在在宣武說唱團工作），他們一天都能掙十幾元錢。說大鼓書是最能掙錢的買賣，有倆人就行，一個彈弦的，一個說的。說評書的一般不上天橋，說評書的如果會的書 
少，說起來時間短，更沒意思。有個馬華鑫，說《濟公傳》的，他就會幾回書，來回說，一共說不了幾天。他上不了書館，只能在天橋找塊地說說。變戲法也是天橋經常的買賣。偶爾來一次馬戲，那就熱鬧了。當時的所謂馬戲，除了有幾匹馬來回跑外，還有根高杆子，人爬上去，再出溜下來，有時在上面表演些“脫手”之類的驚險動作，這叫“上刀山”。人一上高，四下里的人都來圍著瞧，別的買賣就倒霉了。有意思的是我在《關公戰秦瓊》中用了一些喊詞，就是從那時馬戲攤門口的喊詞中蛻變來的。當然，小戲棚門口也得有人喊，不過沒有他們喊得凶。馬戲攤門口喊詞兒的人是這樣喊的：

　　“交待！交待！賣牌！賣牌！”

　　“馬腿遛開了！腰腿遛活了！”

　　“馬跑有三趟！步下有三回！看馬戲來呀！”

　　這人嗓門大極了，嗓子好極了。他的腦袋是扁的，我們都管他叫“蠶豆腦袋”。“蠶豆腦袋”專門管這手兒：

　　“要‘上刀山’了！”

　　於是人們就來瞧。馬戲周圍用布圍著，唱蹦蹦兒戲的也用布圍著。在天橋講，能這樣做的是闊買賣。這種買賣干不長，頂多干個把月，就得挪地方。每場時間也演不長，進去看要買票，所謂買票就是進門交兩大枚銅板。節目練完人就散，回頭重新招攬觀眾，所以門口老得有個人喊著。

　　說書的、變戲法的、耍馬戲的，這些都是賣藝的，是正經的買賣。相面、算卦、賣野葯，這是坑人的買賣，其中賺錢最多、騙人最凶的就是賣戲法的。

　　賣戲法，不是變戲法，是兩回事，這是真正的江湖術士。相面、算卦、賣野葯的也是江湖術士，可都比不上賣戲法的騙人手段曆害。我見過一個賣戲法的，后來這人被槍斃了。事情是這樣的：有一個軍閥的副官到北京來領餉，住大旅館。有人知道他有錢，圍著他，非跟他耍錢不可，結果他輸了很多錢。他沒辦法，來到天橋，想找人出個主意。碰見了賣戲法的，就教給他煉金術。賣戲法的告訴他哪天哪天晚上，一過十二點，到“四面鐘”去，從南墻數到第幾棵松樹下，在那埋上一兩黃金，過些時候刨出來，準能變十兩黃金。這個副官真的這樣做了，到時候刨出來，真的變成了十兩黃金。然后賣戲法的就勸副官多埋，說你把剩下的錢全買了黃金埋上，你這不就發財了嗎？這人真的全埋上了。當天夜里，賣戲法的刨出這些黃金，逃走了。從此，再也找不著這人了。副官把錢丟光，沒法交賬，被軍閥抓去，問清怎麼回事后，政府就找那個賣戲法的，找到后，把他槍斃了。所以說賣戲法是最坑人的。

　　多少年來，很多人概念不清，把這些搞坑蒙拐騙的和賣藝的混為一談，統稱跑江湖的。

　　其實，跑江湖的有兩種：江湖術士算一種，像上面說的賣戲法的、相面的、算卦的等等。這種人能說會道，心理學研究得好，他把人的心理捉摸透了。比如你去算卦，他為了騙你的錢，就先嚇唬你，對你說：“您這人一輩子不缺吃不缺喝，可是有件事對您不利，您將來要凶死。”所謂凶死，就是指非正常死亡。你害怕了，過兩天找他，他就給你“破”，這一“破”，你就得花錢。這就是中國曆史上“巫”所做的那一套。其他如圓夢、圓光也是如此。丟了東西，幫你找回來叫圓光。丟東西，已經夠倒霉的了，你還得在他身上再花一份錢，更倒霉。其實花了錢也找不著東西。我知道有個人因為聽信相面、算卦這一套，自個兒買好棺材，自殺了。這事一點兒也不奇怪。他知道你有求於他，為了讓你花錢，就嚇唬你；你又信他這一套，覺得自己沒希望了，就自殺。一個要騙人，一個願意受騙上當，這有什麼奇怪呢？干這一行的人常說這麼幾句話：“就憑你這兩套詞兒，成年累月在這呆著，還能有人上當嗎？”還說：“江水滔滔往東流，‘空子’不到頭。”前面兩句話是說他們也在總結經驗，改進騙人的招數。后面兩句話是說受騙上當的人總是有的，這是他們賴以存在的基礎。“空子”是句行話，指上當的人。“老‘空子’坑怕了，小‘空子’又長大了”，上當的人什麼時候都有，所以騙子也什麼時候都存在。就像北京有一年有人造謠，說東北運來了一條大蟒，足足裝了一車皮，運到了動物園。於是動物園里擠滿了聞訊去看的人，還有人打電話問這件事，最后，政府正式出面辟謠。江湖術士的這種說法說明了一種哲學觀點，也反映了一種社會現象，這種現象直到現在還存在，這是很值得深思的。

　　另一種跑江湖的就是我們這些賣藝的街頭藝人，“老雲里飛”、“雲里飛二世”、我的師傅等，都是。他們以自己的勞動為社會創造了文明，滿足了廣大勞動群眾的需要。當然他們的藝術也有不足之處。這兩種跑江湖的是不能混為一談的。

 

我在天橋的學藝生活是艱苦的，主要是餓。你想，中午十二點鐘我們就得上地去唱，一直唱到吃晚飯，哪能不餓呀？下午四點鐘以后就覺得餓了。三角市場雖然有白記豆腐腦、雞蛋餅這些好吃的東西，但我是個學徒，吃不起。有的聽戲的人喜歡小孩兒，給你兩個銅板，可以買個燒餅吃。那我們也不敢，得老老實實地交給老師。老師說了聲：“去買個燒餅吃吧！”才行。若是不說話，那我就只好餓著。就這樣鍛煉成了一天吃兩頓飯老挨餓的習慣。老師家人口少，油水大，他們吃兩頓飯不覺得餓。我不行，我以前要過飯，吃得多，他們就說 
我飯量大。后來師娘總鬧病，也沒工夫做飯，就叫我到外邊買飯吃，每頓飯給十個大銅板。十個大銅板，真要讓我自己支配，可以吃飽肚子了。二大枚一個餅子，吃四個，再來一大枚的粥，一大枚的咸菜，可以吃飽了。但她不讓你吃，她嫌你吃那個寒磣。她讓你吃炒餅。這樣，她和人說起來就可以說，“我的徒弟在飯館吃飯”，覺得好聽。十個銅板正好半斤炒餅。那時糧食貴，菜便宜，飯館掌柜往炒餅里摻綠豆芽，一抓一大把，一炒一股水，吃不飽。

　　回想起來，那時生活真難熬呀！我在老師家學了兩年半的徒，因為老師和“雲里飛”鬧翻了，我就離開了天橋。我學藝的合同上寫的學徒時間是三年零一節，那“零一節”指的是過五月節以后，所以實際上是三年半。我離開天橋時，還沒有學滿師。為什麼兩家鬧翻了呢？那年出了一件事。有個外國人來中國拍電影，這部電影名叫《世界各地》或《世界見聞》之類的名稱，他要拍攝“雲里飛”那場子，“雲里飛”要的錢多，外國人給錢少，“雲里飛”就不讓拍。后來，張寶忠應下來了。張寶忠的場子在三角市場東北墻外那地方，他耍大刀，拍電影時需要胡琴給大刀伴奏，我老師應下來了。大概也就給十元或二十元錢，不多。我老師拉的《夜深沉》，我打的板，就這樣拍了電影。我沒見過這部電影，只是聽說過。這事挺有意思，要是有人能找到這部電影片子，那就可以看到我當初的“廬山真面目”了。就因這，“雲里飛”跟我老師鬧翻了，我們就離開了他那場子。后來跟“雲里飛”拉胡琴的是張世貴，后來又有張世貴的外甥叫朱培基。

　　當時在天橋唱段兒戲的有三份兒：“雲里飛”是一份；樓外樓①地方有一份，是姓劉的夫妻倆帶幾個小孩在那兒唱；三角市場東南有一份，是個姓林的老太太帶著兩個孫女在那兒唱，我跟林老太太也搭過伙。后來劉醒民、周玉奎等都出來了。最后出現的是王兆林，帶著兩個女兒、一個兒子，一家子唱，我也跟他們搭過伙。唱段兒戲，前面都得有個“前臉兒”，就是在唱段戲以前跟觀眾隨便聊會兒，抓個哏了，逗個笑了。再有，生、旦、凈、末、丑都得會，缺什麼角色就來一個。這種角色叫“前臉兒”。“前臉兒”是個多能的演員。蓮花落、“十不閑”②都有“前臉兒”，“雲里飛”那場子也有“前臉兒”，我就充那“前臉兒”。我唱戲的基礎就是那兩年當“前臉兒”打下的。后來的劉醒民等也搞“前臉兒”，那就是學我的了，因為我跟他們都搭過伙。我老師帶著我和師兄離開“雲里飛”后，又找了幾個人自個兒干，那就賺不到錢了。要講賺錢，老師就是在跟“雲里飛”這兩年里，賺了幾百元錢。一塊大洋先是能換五十六吊銅錢，就是五百六十個子兒；后來能換四十六吊銅錢。我跟老師學徒這兩年，每隔三四天我就端著錢板跟老師到紅樓茶館北邊金麟班（原來給宮里演大木偶戲的戲班）對面一個兌換所，去換一次銀元，滿一錢板是二千個子兒，整二百吊錢，銅子兒換銀元，每塊大洋要貼給人家兩大枚到三大枚銅板，二百吊錢能換回四元錢。托著兩板去能換回八元，刨去開支，能剩個四五元錢。一月能賺三十元錢。這還不算串妓院掙來的錢，串妓院賣唱掙的是票子，他都攢起來了。我在老師家呆兩年，他足足賺了將近一千元。我們離開“雲里飛”之后，就賺不到錢了。正好那時有人組織一台雜耍到山西太原去，要找個拉單弦的，“單弦拉戲”和現在的“大擂拉戲”差不多，單弦比大擂小。當時有個邵雅軒能拉單弦，需要找個胡琴伴奏，就找到我老師，我老師跟著他到太原去了。家里停下來了，停下來，不能白吃飯，我老師就告訴我：你走吧！回家吧！

　　當時有個規矩，學徒沒有滿師，老師不能介紹到別的地方去工作，不光是我老師這樣做，其他人也這樣做。不介紹地方不要緊，我老師還到“雲里飛”那兒去說：“我這徒弟沒學滿師，你別用他。”這句話可要命了，一下就斷送了我的生活道路，我今后到哪里去生活呢？

　　就在這當兒，我的母親死了。這天，我父親給我來送信兒，我們正好在老魏這地上上地。唱完了戲，老師領著我到茶館給老魏叩了個頭，說：“這孩子他媽死了，您行個好吧！”老魏給了我一塊銀元。我老師還讓我在茶館唱，唱完后讓我跪在地上，老師說：“我們這孩子他媽死了，諸位別走，大家掏點兒錢行個好，幫忙埋了吧！”這樣又斂了五十多個銅板。這些錢他沒給我，只給我四大枚銅板，讓我回家去。四大枚車錢，我回不了家啊！我家住在北皇城根福壽里。我從天橋一直走到前門，才坐上白牌兒有軌電車①。從那兒坐車到西單，就要四大枚；從西單到福壽里，還得四大枚。我手里倒是攥著一元錢，但我不能花，我不敢。我只能走回家。這邊走半截路，那邊走半截路，回到家已經半夜了，我還餓著肚子，沒吃飯。第二天，老師來到我家，給了一元錢。埋葬母親買棺材等費用都是舅舅拿的。

 
老師到山西去了，我也被打發回了家，這已經是秋天。我到家，只有身上穿的一身褲褂、一件藍布大褂、一雙鞋、一雙襪子。

父親是個通情達理的人，他知道我學徒苦，見我回家，沒責備我，還說：“你先玩兒兩天吧！”

　　我總歸是個孩子，連飯都沒得吃，也還有心思玩兒。離開家那麼久，像鼓樓那地方就可以好好玩玩。我就到了鼓樓那兒。鐘樓前、鼓樓后有個市場。一進市場有個說書的，說書的旁邊是個茶館———石記茶館，茶館門口有個唱戲的攤兒。我就在戲攤旁邊站著，人家那兒 
正唱《捉放曹》，唱完了一段，一打鼓，要錢了，“嘣，嘣，嘣……”，就跟我在《三棒鼓》相聲里說的一樣，那時要錢都打鼓。要完錢要開戲了，那個打大鑼的上廁所了，廁所在鐘樓底下，遠一點兒，沒人打大鑼。

　　“噯，大鑼誰打？”沒人答應。

　　“我打吧！”我說。

　　我把大鑼拿起，把整個《捉放宿店》打下來了。打完后，那場子差不多每個人都驚奇了。噯，這小孩兒，會打大鑼？我過去在天橋學藝，像鼓啊，大鑼、小鑼啊，鈸啊，我什麼都學過，甚至有時我坐那兒打一通鼓。我打完鑼，大伙兒很喜歡。那班主叫李四，就問我：

　　“小孩，姓什麼？”

　　“姓侯。”

　　“你會唱不會？”

　　“會。”

　　“你現在在哪兒？”他以為我是戲班的。

　　“沒事兒。”

　　“那你跟我們這兒干行不行？”

　　“行啊。”我說。

　　頭天出去我就找著工作了，這真是天上掉下來的餡餅，就像我們那鄰居老太太說的：“老天爺餓不死瞎家雀。”就這樣，我在鼓樓搭上班，第二天就“走馬上任”了。合著我只休息了一天，其實這一天我也沒怎麼休息，我一直在那幫人家打鑼。

　　我又重新找到了活命的機會。

　　在鼓樓市場這地方，我唱了一年多。這一年多，我跟人家搭班唱戲，比我在老師家學的戲要多得多。我學了幾十出戲，所有我們那場子唱的戲，幾乎沒有我不會唱的，而且生、旦、凈、末、丑都會。唱《轅門斬子》，我一個人唱兩個角色，一會兒在這邊，是楊六郎；一會兒跑到那邊，就唱老旦。比方說《牧虎關》這出折子戲，我從高來、楊八姐、韃婆、老旦、小生，一直唱到高旺，沒有一個我不會的。我唱青衣差一些，因為我的青衣嗓子不行。我是在二十歲以后才會唱青衣、小生的。我第一次說相聲

　　值得一提的是，我在鼓樓市場那兒學會了相聲。這是我以后轉變成為相聲演員的基礎。

　　鼓樓市場就是現在鐘樓前面、鼓樓后面這一塊地方，原來用鐵蒺藜圍著，它有東南西北四個出入口。進南門挨著鼓樓這一塊，有賣破爛的、算卦的和賣扒糕、炸丸子、豆汁、餡餅、燒餅、鍋餅等的小攤兒，還有小酒攤。有三個茶館：路北的是魯記茶館，路東的是石記茶館，路西這家茶館我忘了它的名字了。西門外邊有個落子館。鼓樓市場別看地方不大，賣藝的場子可不少，一進南門有兩份兒說書的，東邊這個說書的說《七國》；還有個說書的說什麼書記不清了，只記得說書人的外號叫“馮小辮”。說書滿賺錢，比我們唱戲的強多了。再進去一些，東邊有塊場子，那是說相聲的，有時擺在西邊大槐樹底下。我們這場子沒有固定的地方，有時也在那兒唱戲。還有個唱喝喝腔①的大棚，那也是很窮的戲棚，沒有什麼大戲，有幾件行頭，隨便亂穿著。喝喝腔據說是滄州一帶農村的劇種，我到滄州時有人向我提起過。現在這劇種已經消失了。再往北走，還有兩塊地，常在那兒演出的，一個是“全家福”，不知道姓什麼叫什麼，老夫妻倆帶著兩個兒子、兩個兒媳婦、閨女，大家一塊兒唱，唱的大概是花鼓之類，人家就管他們叫“全家福”。還有一攤是父子倆帶一個徒弟，唱蓮花落。這家姓崇，老頭的名字不知道，兒子叫崇佩林，他們時常唱些太平歌詞。太平歌詞這名詞有個來曆。據說北京當初有個出名的藝人，外號“抓髻趙”，他到宮里給慈禧太后唱了蓮花落，慈禧沒聽過這東西，聽完了就問這叫什麼名字？“抓髻趙”說叫蓮花落。蓮花落本來是高尚的人不大接触的東西，屬於跑江湖、要飯行乞的玩藝兒，慈禧嫌這名字不好聽，就說改叫太平歌詞吧！因此這名字是“御賜”的。后來一傳兩傳就傳錯了，把唱太平歌詞時打的小竹板錯叫做“玉子”（是“御賜”的轉音）了。太平歌詞用的小竹板跟二人轉用的小竹板本出於一個傳統。二人轉叫小竹板為“四塊瓦”，演出時演員一手拿一件兩塊瓦樣的板，來回翻打，叫“四塊瓦”，這是勞動人民起的名字。蓮花落自從被慈禧“御賜”名字以后，起初竹板也叫“御賜”，后來叫別了，就叫成“玉子”了。實際上不是竹板叫做“御賜”，而是太平歌詞這名兒是“御賜”的。后來北京很多唱蓮花落的班子就把蓮花落改叫太平歌詞。

　　我除了唱戲之外，有時到鼓樓市場的各場子里轉轉。這麼多場子中待我最好的是崇家，我常到那兒坐一會兒。老聽太平歌詞，我就想學，后來真學了幾段。我第一次唱太平歌詞就在崇佩林家這場子。我和另一人合唱《韓信算卦》，應該是韓信做錯了五件事，要減壽，這個說法當然帶有迷信色彩；我唱了四件事就結束了。第一次唱就唱錯了詞兒，想給人幫忙，幫了個倒忙。這一場演出沒法向人家要錢了，唱錯了詞兒怎麼好向人家要錢哪？只好算了。這是我第一次唱太平歌詞。

 
我第一次說相聲也在鼓樓后邊。我愛聽相聲。鼓樓那兒有幾個說相聲的場子，有些老藝人在那說相聲，像常寶臣先生、聶文治先生。常寶臣先生帶兩個徒弟：一個叫鄭祥泰，一個叫王世臣。王世臣那時還剛剛學徒。這些人在那兒呆的時間不長就走了，換了一些年輕的藝人，像張兆新、張書元，還有個小李，他們的歲數都比我大。他們說相聲，我老聽，老聽老聽就想說。有一次開場，我看見場子里就一人在那兒，我說：“我給你幫忙吧！”

 
　　他說：“好吧！來吧！”

　　我第一次說相聲說的是《戲劇雜談》，那時不叫《戲劇雜談》，叫《雜學》。我估計我這第一次說相聲說的並不太差，我把那個段子圓滿地說下來了。但是收錢收得少。第一，這是上場第一個節目，人上得不多；第二，大家認得我，都知道我是唱戲的，不是說相聲的，所以不大願意給錢，好像不值似的。

　　我第一次唱太平歌詞，第一次說相聲，全在鼓樓市場那兒。

在鼓樓那一段，我像過去一樣，窮得很。我的家仍在福壽里，但我不回家，家里冬天不生火，冷啊！我們也老交不起房錢。我就在石記茶館那兒借宿。那時有的撂地場子有布棚，那布棚和天橋市場一樣，中間是一大塊，兩邊兩小塊叫遮檐。每天收場時，我就幫人家疊棚。為什麼？晚上我就在茶館那兒睡覺，三條板凳一並，放上那布棚，掀起一層，就能鉆到里邊睡。這是個窮湊合的辦法，天太冷，就不行了。太冷的時候怎麼辦？那只有租棉被睡。對著鼓樓市場東邊出入口路東那門兒，有一家姓馬的，那人叫馬鳳池，是個阿訇，我們管他叫 
馬大爺，他們家租賃棉被。到那里，花三個銅板就租床棉被。我們這些賣藝的，本來冬天生意就不好，收入少，租一床被每天都得給人家三大枚。有時連著幾天刮風下雪，我連自己吃飯的錢都掙不出來，也就給不起租棉被的錢了。這日子口，租賃棉被的也不來要賬，等好幾天，他來要錢了。來要錢的是馬大爺的女兒，我們管她叫三姐。那時我給不起租棉被的錢，比如說我已經欠了五天的棉被錢了，今天掙下來的錢只夠一頓飯錢，我只好對三姐說：

　　“我五天沒給你錢了，我今天也給不了，我得留點兒錢吃飯，先給你兩天的吧！”

　　那姑娘跟我一般大，可是個子比我高。我是先天不足，后天虧損，個子小。

　　“行啦！甭給了。”三姐說。

　　“哦，那可不行，馬大爺知道了得罵我，我還得給。”我說。我們心眼兒都誠實。

　　“你就說都給了，給我了。”

　　“唉。”我這才放心。我心里說，三姐真是好人。

　　鼓樓還有個擺小攤兒烙燒餅的師傅，叫晁文海。這人很正直，雖然是個擺小攤兒的，可是那兒的年輕人都叫他晁四爺，這不是因為他有什麼勢力，而是因為他為人正直，群眾喜歡他。他瞧我每天吃飯總是買兩大枚一個玉米面的“兩面焦”①吃，有一天我剛散場，他把我叫住了。

　　“嘿！買斤面去！”

　　我還當他支使我給他買東西哪。我說：

　　“買什麼呀？”

　　“買斤小米面兒吧！你不瞧我沒事了嗎？那還有火，還挺好的，我給你擱點兒堿，擱點兒鹽，我烙出來，你不就多吃一個嗎？”

　　哦，我明白了，人家為的是我。小米面兒比棒子面兒好吃，這已經改善生活了；而且我買一斤面的錢只能買四個“兩面焦”，而人家用面給我烙，能烙五個，我能多吃一個。

　　這兩個人，晁師傅和三姐，事隔幾十年了，我總想念著。所以我這幾年過春節時，總去他們家拜年，看看我這三姐，看看我這晁師傅。我忘不了在我有困難的日子里，那些對我有恩的人。我們之間關系是挺好的。今年春節晁師傅來看我了，我說：“我還沒去，您來了。”他說：“知道你忙，知道你忙。”有一天，我去看晁師傅，他不在家，上酒鋪了。晁師傅退休了，上酒鋪喝二兩，就是他晚年的幸福生活。我也就到酒鋪去看望他。

　　我的這種道德觀念是從哪兒學來的呢？完全聽書、聽戲學來的。我沒念過書，沒有從書本上學過什麼無產階級道德觀之類的學問。但我從戲詞里和老百姓的談話里，知道了“受人家滴水恩，必當涌泉答報”這些朴素的道理。我覺得做人應當這樣，我就這樣去做。這種觀念當然不完整，也許不太科學，但是在“四人幫”敗坏了千百年來我們的祖先遺留給我們的那種傳統的朴素的道德觀念之后，我覺得人與人的關系還是應當講究同情、友愛、互相支持和互相幫助。

 

我在鼓樓市場干了一年多。那時西單商場蓋得了，鼓樓市場唱戲的人又把我帶到西單商場去唱戲，我又到了西單商場。班主是馬少箴。在西單商場唱戲，都是彩唱，那行頭也簡單，像唱《四郎探母》，公主沒有花盆底鞋，穿平底鞋上場。戲袍是布做的，當蟒袍穿或當別的什麼穿都行。玉帶、髯口也挺齊全。拿戲裝這一點來說，西單商場比鼓樓高級一點兒，鼓樓又比天橋高級一點兒。在西單商場唱戲，一到冬天，大家換上冬衣，我卻換不下來，還穿這身單衣服。聽戲的老太太們、好心眼兒的人們見了就說：“你看這孩子多冷啊！沒衣服穿 
啦！咱們給他湊湊吧！”於是你拿三吊，他拿兩吊，給我湊錢買冬衣。

　　有人說：“我那兒有條夾褲，捅點棉花就變成棉褲了。”

　　有人說：“我那兒有件小夾襖。”

　　這人給個圍脖，那人給頂帽子，有人給件大褂，每年一到冬天，我就是這樣過的。

　　這時我已十六歲了。我很愛說相聲。在鼓樓市場那陣兒，我已經學著說相聲了，到了西單商場，我們的場子正好挨著說相聲的高德明先生的場子，后來成為我老師的朱闊泉先生也在那兒說相聲。我沒事就去聽，聽完就捉摸，特別是說單口相聲，我更受朱闊泉先生和湯金澄先生的影響。偶爾相聲場子演出的人少，我就幫著他們說。有一天早晨，雨下得很大。我口袋里一個錢也沒有，沒吃東西。直到下午四點多鐘雨才住。場子里的板凳都淋得濕透了。板凳是用鏈子鎖上的，夜里怕人偷。我跟租場子那個人說：“您把這場子打開，我把板凳晾一晾。”

　　那人說：“你窮瘋了！這暴雨剛……”

　　我說：“出太陽啦。”他哪兒知道我的心事啊！我那時是在人家茶館里借住，早晨七八點鐘起床，起晚了不行。我從早晨起床到下午還沒吃飯呢！我得想辦法掙錢。我把場子打開，把水掃一掃。一會兒，就有游客來了。這商場有四個場子，那天就我一個人說相聲，一直說到晚上。掙了多少錢呢？論枚是一千五百多枚，合銀元是三元多。這是我平生頭一回“發大財”。地主租場子是“二八”租，你掙一元有他兩角，我還剩兩元五角多。那天，我父親也沒飯吃，沒有轍，找我來了，我給他一半，還剩一元多。到八點鐘才吃飯，從早餓到晚，這頓晚飯可吃飽了。我說相聲第一次掙這麼多錢，當然這種情況是很偶然的，但卻鼓勵我去說相聲。后來我改行說相聲，除了愛說相聲外，還與說相聲總比唱戲多掙幾個錢有關。

　　我是個唱戲的，要說相聲，就要有個說相聲的師傅，不然人家不讓你干，這是行會規矩。我在西單商場第一個說相聲的老師，就是常寶臣先生，后來常寶臣先生病故，我得另找老師。這時有個相聲藝人對我說；“你就算我的徒弟吧！”其實他沒怎麼教我，我只幫著他斂斂錢，幫幫忙，有時我也說相聲。我那時是又唱戲又說相聲。

　　這種又唱戲又說相聲的情況，當然為班主所不容。於是我離開西單商場，又回天橋“雲里飛”那兒搭班了。我已經在外邊單獨干了幾年，不像在顏老師家學藝那陣兒的情況了，“雲里飛”同意我搭班。我還唱京戲。有時散場后，我一個人再說幾段相聲，掙的錢跟在西單商場時差不多。“雲里飛”本名叫白寶山，他見我說相聲掙錢多，就叫他兒子白全福也跟我學說相聲，他們家的徒弟王寶童也跟我學，我把他倆帶出來了。每天散場后，我們三人就在原地說幾段相聲，我有時給他倆每人捧一段，我再來段單的。說到天黑了，怎麼辦？我們就在場上安上個四五十度頂多六十度的燈泡，回頭多給地主些錢。我們仨都是小孩，我比白全福大兩歲，誰看了也覺得新鮮，願意聽會兒。天橋街頭藝人演出時帶電燈，就是由我創始的。這時候我們也唱戲，也說相聲，隨身帶著小竹板、醒木、白沙子口袋①等東西，哪兒有機會就在那兒說一段，碰見哪個場子散場就在那說上三五段。后來一直發展到敢在天橋說相聲曆史最悠久的焦德海、劉德智的場子上說相聲。夏天，焦德海、劉德智他們要到下午三點才上場，我從早晨八點就開場，一直說到下午一點多鐘。有時我能掙到五百多枚銅板，刨去給地主地租，二八劈賬，我還剩七八角錢（當然這種情況不太多）。我就找個地方吃頓飯，吃完飯，再到茶館沏上壺茶，花十個銅板買盒小粉包請大家抽煙，誰愛抽誰抽。這時，戲攤兒唱小戲的朋友們剛到場，演出就要開始了。我喝夠茶，抖抖身，來到“雲里飛”的場子，又開始下午的賣藝生活了。

 

這一段時間我住在天橋小店里，不住在福壽里了。父親死了，我也給不起房租，就住小店。父親早就不在宛平縣長家做飯了，后來又在南兵馬司一個憲兵隊長家里當了一段廚師。以后他一直沒有事做，潦倒不堪，最后失蹤了。我知道他失蹤的消息后，去找過他，但找不到，我認為他是死了。有人告訴我，他是活不下去，到東壩我家的墳地那兒自盡了。他希望死后別人把他埋在自家墳地里。父親的一生就是這樣結束的。

 
　　小店生活非常豐富。高爾基的劇本《夜店》，寫了警察、鐵匠、鞋匠、賣肉包子的女商販、游方僧、流浪者這些人，那是俄國的小店，刻畫得很生動。但是，中國的小店至今還沒有人把它寫成小說或戲劇。一九四六年，柯靈、師陀寫了《夜店》劇本，是從高爾基的劇本改編來的，人物都差不多。從“中國化”了這一點來講，我覺得它是成功的，里邊的人物像賽觀音和聞太師等，塑造得好，還有個小偷寫得也好，小偷確是小店里的人物，小偷和賽觀音的關系描寫得也好。但也有不真實的地方，譬如里面有個唱昆曲的，一般的帶有書卷氣紈袴子弟即使破落了，也很少能住小店，還有討飯的叫花子，也不可能住小店。也許劇本里面的小店比我過去住過的小店還要早一些。但是真正小店的生活，比起劇本中描寫的小店來，實在要豐富得多。

　　我那時住的小店在留學路南口路東第一個門口，叫連昇店。里邊住些什麼人？一種是跟家里吵架沒地方住，生活落魄的人；一種是相面的、算卦的、賣野葯的。我跟一個和尚住在一起，這和尚就是個賣葯的。這和尚有戒牒①，我看見過，他是個真和尚，但賣假葯。還有一種是賣假人參的、“丟包”的、賣假鈔票的，這是高級的騙人行當。什麼叫“丟包”？“丟包”就是行騙的人故意將一個小包放在街巷僻靜處，看見有人走近包了，他也竄出去，兩人同時撿起包。打開一看，里邊有疊鈔票，於是兩人平分這些錢財。行騙的人故意裝作很大方，願意將這些錢財全部歸那個撿包的人，但只要此人將身邊帶的錢給他。撿包的人高興地掏出身邊帶的一些錢給了他。等到那人走后，撿包的人要數數那疊鈔票，一看，原來是一疊廢紙，頭底兩張票子也是假鈔票。賣假鈔票的講“對成開”，做假票子的人經人介紹找到一個買主，一元錢的票面按五角賣給你。假票做得后，買主還得存心把它弄舊，讓它毛邊，好像這票子你掏、我掏、你使、我使，在市場上已經流通了一個時期似的。我見過一個賣假鈔票的，看著好像比我們都闊，可是過不了幾天，這人不見了，偵緝隊找上門來了。怎麼回事？原來這人賣假鈔票找到一個買主，比方說買主要買一百元錢的假票子，這人先到買主家看看你有沒有現錢。你拿出來了，他點好了；還是這些錢，當著你的面一五一十點好、包好，還給你，看著你放在箱子里，說好明天早晨把假票子送來，一手交錢，一手交貨。可是到明天早晨，這人沒來，到晚上也沒來，三天以后還不來。那人再打開箱子，打開包一看，里面是一疊紙。原來這人在點現錢時，錢早就偷到他手了，手快極了。這種人也住小店。

　　服裝穿得整齊一些的是“丟包”的和賣假人參的。

　　假人參怎麼賣？

　　這人手里拿著封信，假裝怯口①，一看你能上當，看樣子還認得字，就走上前對你說：

　　“先生，你看我這信，這是什麼字？”

　　你一看，這上面寫著：

　　“恩師大人：前者來信托買的八品人參，現在無貨，只買到六品人參，價值二百四十元，今托師兄某某某去北京辦事之際，給恩師捎去，您要的八品人參，我再繼續給您買，……”

　　下面寫，徒（或者學生，或者晚生）某某某，年、月、日。這人一看，就說：

　　“東西呢？”

　　“在這呢！”他一看你上當了，就趕緊掏出人參來，“你看！”

　　“你給人帶來的，你給人送去吧！”

　　“不是。這是我剛撿來的，我從火車站一出來，就見了這東西。什麼包袱？我撿起來一看，就這東西。這是干嗎的？我不認識。”

　　他裝得挺真實，好像不認識人參似的。好人，上當的總是好人。這人就說：

　　“你拿這東西給人家送去，人家不會虧待你的，他準會感謝你。你要拿到葯鋪去，人家也得給你一百元錢。”

　　“我哪里認得葯鋪呀！唉，這東西你要嗎？我賣給你吧！”

　　這人一想，這是便宜貨，動了心了。

　　“哦，我哪有這麼多錢？”

　　“唉，你有多少錢，就給多少錢吧！”

　　這人也貪便宜，就說：

　　“我就這十元錢。”

　　“就十元錢？那太少了。你看天這麼冷，我這凍的，你把你這皮襖脫給我得了。”

　　這人一想，也合算，十元錢加皮襖這才多少錢？就把皮襖脫給他了，要是穿大衣的話，連大衣也會脫給他。那人拿過錢和皮襖，一轉身就不見了。有時他不蒙騙男人，男人一般的有文化，不易上當，他蒙老太太。不過，這需要旁邊有個“敲托”①的。他找到老太太，就說：

　　“喂，大娘，你認得字兒嗎？你看我這信，寫的是什麼呀？”

　　老太太哪認得字呀？這時旁邊過來一個人，拿信瞧了又瞧，說：

 
“哦，你這信是好事呀！”

　　然后他就把信的內容都說出來了。“哎喲！這可值錢啦！這是人參。”又說：“你要它也沒用，你把它賣了吧！你賣也能賣一百元錢。我現在沒帶錢，你等我一會兒，我給你取錢去。”這“敲托”的說完就走了。這人又跟老太太說：

 
　　“大娘，你看這人‘鬼魔子魘道’的，我哪能賣給他啊？我等不了啦！他說這人參這麼好那麼好，是這樣嗎？這東西你要嗎？”

　　老太太一貪便宜，掏出腰包，把錢給人家，拿走了人參。其實，這人參都是香菜根做的，做成人形，拿紅紙片托著，再拿紅絲絨打個結，裝在一個信封口袋里。他們怎麼做，做成什麼樣，我都親眼看見過，我們同住在小店里，他們不瞞著我。我那時窮得很，但我有志氣，不學這些坑蒙拐騙的事。

　　我那時已經把白全福、王寶童帶出來了，他倆跟我一起說相聲。有一個冬天早晨，我睜眼一看，風把天都刮黃了。完了！沒地方去了，今天也掙不到錢。好在我住小店住熟了，小店生意不好，欠他錢也能住下去。我就躺著不起來。小店的睡鋪有兩種：上面是吊鋪，一天三大枚；下面是連鋪，一天七大枚。連鋪睡得舒坦些。我睡的是吊鋪。那天刮了一天的風。我身邊一個子兒也沒有。人家有活兒干的人都出去了，我一直躺到下午四點多鐘，翻來復去的還不起床，起來更餓啦！這時，白全福帶著王寶童來找我。一進門就問掌柜的：

　　“我們那位師哥在這兒嗎？”

　　“那不是嗎？睡啦！起早睡到現在，睡了一天一宿了。”

　　“他怎麼不起呀？”

　　那掌柜的說得也好：

　　“起來不更餓嗎？”

　　“唉，師哥，起來，起來。”

　　白全福帶著錢褡褳，他往那一抖摟，拿出十個大銅板給我。我買了兩大枚一個的餅子四個，一大枚一碗小米粥，一大枚一碟咸菜。那天我就吃了這一頓飯。挨餓，我是有經驗的，你要讓我跟人借錢，賒頓飯吃，我寧肯挨餓，不干；干坑蒙拐騙的事，更不干。我在西單商場唱戲時，正趕上有一回商場著火，那時我住在西單商場后邊的興隆街。商場著火了，我跑去看，亂極了，誰都可以往里進，見東西就拿。但我不干。藝人最怕犯法。為什麼？因為這臉兒熟，誰都認得，干犯法的事兒誰都知道了，今后就沒法唱戲了。所以在街頭藝人中間流傳著這麼兩句話：“犯惡（Wù）的不吃，犯法的不做”，真正賣藝的街頭藝人就怕犯法。明知西單商場著了火，明天就沒有場子了，著完了火，還有誰到場子去？我們得挨餓，但也決不趁火打劫，干犯法的事。